日本時代台灣就有屈臣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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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東方白曾形容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在這街上行一遭,就仿彿把〈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連卷長畫看一遍。」因為大稻埕幾乎見證了台灣四百年的漢人發展史,我聽聞前輩畫家郭雪湖(1908)的名作「南街殷賑」(1930),大略就是以站在這棟我所畫的屈臣氏大藥房的門口,往北看霞海城隍廟的視角所繪製的。

屈臣氏創立於1820年,清國嘉慶至道光年間,最初外國人被限制在澳門、廣州一帶活動,而當時東印度公司的醫生皮爾森及英國人李文斯頓則在此開設「澳門藥房」服務洋人,1845年屈臣先生(Mr.Thomas Boswell Watson)來到香港,開始和皮爾森等合作香港藥房,其後其姪藥劑師亞歷山大.斯柯文.屈臣(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於1958年也來到香港,開始擔任藥房經理,1871年屈臣氏正式成為商業品牌。

最早屈臣氏是臺中實業家李啓俊全權負責經營,他本來在彰化員林開設「德壽堂」,經營藥材生意,趁台中舉行「共進會」(1916)時,積極行銷,規模日漸擴大,1928年(一說1917)興建了這棟位於台北大稱埕的屈臣氏大樓,以批發進口西藥為主,也代理英國史谷脫(Scott)魚肝油。

然而,香港屈臣氏派了經理齊塔藍來到台灣處理商標,卻將主要總代理權授予巫世傳的「神農氏大藥房」,這家藥房就位於修繕後的「屈臣氏」往北幾步的郵局隔壁。

巫世傳是彰化溪湖人,14歲時隻身到員林某藥房當學徒,後來又到台北市屈臣氏大藥房學習調製成藥,1928(昭和3年)自立門戶,他精通西藥,進口的香港西藥和化妝品等,根據其後人巫志賢的回憶,當時還在今之延平區貴德街開設製藥工廠:

產製神農散(治胃痛、腸絞痛等症)、肺必靈(治傷風、感冒、咳嗽等症)、杏仁精(作為沖泡杏仁湯的原料,飲用可潤喉、治咳)、杏仁露(治咳、潤喉),及九一四藥水(治花柳、性病)等成藥品,配送各地藥房(局)寄售,或批售給藥販配寄各地家庭為備用成藥,二次大戰末期及台灣光復初期,其生產製造之各項藥品經常在廣播電台廣告介紹,是時,藥房業務繁忙,生意極為興隆,可以「門庭若市,車水馬龍」形容當時盛況。

修復後的屈臣氏大藥房

從神農氏大藥房的生產,可以看出當時一般西藥房的供需情況。另一方面,直到1926年時,李啟俊的名聲也不遑相讓,當時報載香港屈臣氏的藥品非常有效,適合華人氣質,且全台歸李俊啟氏專營,可是到了1934年香港屈臣氏本店向法院提出告訴,控告臺灣的李俊啓擅自使用該公司的商標,這商標即是現存建築立面三樓外牆所鑲鐫的飛龍與麒麟護衛七層寶塔圖騰,且兩旁書有「龍麟伴塔為記,別人不得冒效」的字句。

李俊啟最終敗訴,香港屈臣氏乃強力放送神農大藥房才是正宗總代理店,自此戰前臺灣屈臣氏就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了。

但李啓俊的兒子李義人則在日本長崎大學藥劑系卒業,返台承繼父業,專業經營,無奈因戰亂等諸多原因,逐漸式微,1996年遭逢大火,直至2005由市府列為巿定古蹟後交由李家後代李永崇建築師修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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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何時有乾淨的水道水喝的?重繪臺北水源地唧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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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的10月4日在《臺灣日日新報》二版上出現了高橋辰次郎關於臺北水道所寫的一篇文章,提到臺北水道唧筒室採取特殊的設計,是因為它將新店溪的溪水吸入唧筒井內的第一道關卡,等同於入口意象,為了取得市民的信任,安心飲用水道水,世界各國都特意將唧筒室設計得較為美觀,一般人會認為從美麗的建築流出來的水是比較清潔的。

現在所謂的「自來水」,日治時期分「上水道」和「下水道」兩大系統,上水道供應清潔的用水,台灣話叫「水道水」,下水道系統是為地下排水用。

台灣本為瘴癘之地,1895年日本政府登陸台灣展開佔領的戰爭,日軍戰死者僅154人,而因疾病死亡者達4,000人,另27,000人送返日本就醫,飲水衛生問題嚴重威脅統治者的健康,總督府為了改善環境衛生,防止傳染病,於是推動水道計畫,1907年(明治40年)在總督府土木局內設置了臨時水道課,由土木課長高橋辰次郎兼任臨時水道課課長,這個單位職掌的就是水道工事的規畫及推行,並且先從基隆、淡水和臺北開始。

唧筒室與其前方的庭園設計為當時的總督府技師森山松之助的作品,由請負業的澤井組負責興建,運用希臘、羅馬柱式巧妙的排列成扇面的造型,兩側入口衛塔立面以三角楣、尖帽、愛奧尼克雙柱式所構成,穹窿頂在材料上則為鋼筋混凝土,屋架為鋼骨造,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工法,最後連沈澱池也依循同樣的方式建造。

現為台北自來水博物館

唧筒室將溪水汲取進唧筒後,再送水到沈澱池中自然流下,經由兩條內徑20吋鐵管輸水至池內,沈澱之後再送至過濾池,然後運往山上的淨水池,工程至為精密。1907年4月,台北水道動工,在1908年西部縱貫鐵路通車典禮期間,已先供水總督官邸和火車站前的臺灣鐵道旅館。1909年臺北市民開始有了一般給水,3月25日,公布「台北水道給水規則」,7月全部峻工,且除了提供乾淨的飲水外,還於市區城廓的四周利用水道管線設置消防栓,連城市防火的設施都考量到了。

台灣水道水之父為威廉・巴爾頓(W. K. BurTon ,1856~1899)是蘇格蘭人,原是內務省的技師。1896年由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兼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6月後藤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來台,就邀巴爾頓來台,當時隨行者還有日後對台灣水道水擘畫與執行居功厥偉的助手濱野彌四郎,濱野接續巴爾頓未竟事業,歷經長達十年的調查規劃工作,最後建議在公館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建取水口,汲取原水,並於觀音山麓設淨水場,再將處理過之淨水,用抽水機抽送至觀音山上的配水池,經重力方式緩緩流下,供應台北住戶的日常用水需求。

巴爾頓後來因為勘察水源罹患瘧疾,竟一發不可收拾,急急就近到日本治療,只是病情急轉直下已成「惡性肝臟膿腫」,最終病死「東大附屬醫院」,他生前只完成基隆水道設計案,構想最後幸由得力助手濱野彌四郎賡續遺志完成。

「臺北水源地唧筒室」原為國定三級古蹟,2002年2月5日公告更名,並且將觀音山蓄水池、量水室、渾水抽水站一併納入古蹟主體範圍,統稱自來水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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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日宗教的融合–曹洞宗大本山臺北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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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矗立在台北市「青少年育樂活動中心」(台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外的那座鐘樓,在未修復前,老台北人呼之為「龍門」。我約三十餘年前在《自立晚報》任職,離龍門很近,此處攤販雲集,常有幾位同事召集來此,叫來一盤龍門水餃,再加啤酒一手,就打開話匣子,天南地北的聊將開來了。

印象中鐘樓之後有座日式大廟破敗不堪,大廟一側還有座閩南式廟宇,隱約知道那裡叫東和禪寺,數十年後,這一帶經過整理與修復,終於一切真象大白了。

東和禪寺係戰後由住持新取的寺名,指的是至今猶存的觀音禪寺,日本時代,如果從鐘樓南側進入,正面先瞧見的佛教「本堂」(大殿)則是「曹洞宗大本山臺北別院」,1930年落成,當時與善導寺、臨濟護國禪寺係臺北三座大型佛教寺院建築。

1910年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在舊稱東門町(即仁愛路與林森南路口)建立,1920年本堂(大殿)改建,採日本禪寺風格,1923年落成,起初只開放給日人參拜,後來為了擴大弘法,乃於本堂右側興建漢文化閩南建築式的佛殿,1930年再進行改建。

緊鄰的泰北中學,原來是禪寺於1916年所創辦的佛教學校,提供僧侶與信眾的子弟就讀,校名為「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1922年改名「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並收併「私立臨濟宗鎮南中學林」,到了1935年則易名為臺北中學,無復為佛教學校,戰後更名為「泰北中學」。

鐘樓是在1930年時興建的,像一座高聳的城門,原來是別院的迎賓入口,這座鐘樓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屋頂為單簷歇山式,日人稱「入母屋造」(いりもやづくり),其上為黑色薰瓦,其下砌石以為基座,有兩小一大的拱門設計,總體造型為日本桃山到江戶時代的流行建築語彙,從下方可經由樓梯登上二樓,樓上整修後改為白色外牆,周遭留有緣廊,廊邊有出挑平座欄杆,裡頭懸有銅鐘一口,但敲鐘可不能亂來。

修復後的鐘樓

據曾在日本永明寺覺皇學園就讀的東和禪寺第三代住持正通源靈(俗名陳進財)的回憶,日本曹洞宗永平寺的規矩還是敲一下鐘要拜一拜。早上是先敲鐘再擊鼓,所謂「起板」,先「叩!叩!叩!」三下,就是要把人叫醒,接著三下是提醒盥洗,第三次就是通知住眾課。擊板間雜敲鐘,鐘敲完接著擊鼓。晚上則是先擊鼓後敲鐘,打法早、晚是一樣的。

曹洞宗別院在日治時期是為日本佛教的弘法重鎮,地位崇隆,第一代院長為大石堅童禪師、第二代霖玉仙禪師、第三代伊藤俊道禪師、第四代水上興基禪師、第五代大野鳳洲禪師、第六代島田弘舟禪師、第七代高田良三禪師;戰後開山住持為心源和尚,第二代為賢頓和尚,第三代則是源靈,但偏於今之觀音禪寺範圍內,其餘在1950年代由難民與軍隊所佔據,違章建築充斥,電視天線佈滿鐘樓周圍,要走進來得穿過巷弄,再鑽過竹竿曬衣架,彷彿貧民窟般的存在著,我們一群來此飲酒作樂、大聲喧嘩者,在佛門淨地裡恣意放縱,其實,根本沒人知道這裡曾經是一座宗教聖地。

1993年政府為整頓市容,將違建遷走,拆除大堂,原本打算連鐘樓一併處理,幸好在文化界人士的極力爭取下才獲得保存,並列為市定古蹟,2002年,修復完成,佈置石宮燈,改鋪草地、石板步道和石牆,然後重新點燈照明,敲鐘慶祝,重現風華。

現在來到鐘樓下,隱約聽見東和禪寺裡傳來的誦經聲,便拾小徑而入,寺裡保留了日治時期許多佛教的元素,仔細看,還有一些頗具深意的「寺紋」均足以列入文化財,只是令人好奇的是當初為什麼能將台、日不同宗教文化如此距離的共存,大概是因為宗教無國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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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美的童話奶油屋:台北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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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台北故事館係日治時期茶商陳朝駿的別墅,俗稱「圓山別莊」 ,台語唸成Îⁿ-soaⁿ Pia̍t-chong,是極為少見的英國都鐸式建築古蹟。

都鐸式建築指的是十六世紀前半葉盛行的英國建築風格,在1485-1558之間最為常見,約於亨利七世、亨利八世以及愛德華六世在位期間,那是介於「哥德垂直式」(Gothic Perpendicular)和「帕拉迪奧式建築」(Palladian architecture)的轉型期風格。

重要的特徵大抵如下:

• 凸出的山牆(Prominent gable)。

• 裝飾性的半木結構(Decorative half-timbering)。稱為半木,是因為使用的木頭並不是整支圓木,而是被整平的木頭。

• 巨大的煙囪(Massive chimney )

•高聳的雙面斜頂( Steeply pitched roof)

• 旁出的山牆(Side-gabled )

• 高而窄的窗戶(Tall, narrow windows)

• 一樓探出的牆面(Dominate surface on first story walls)。

茶商陳朝駿的父親陳玉露由福建「落番」下南洋,於1886年在印尼爪哇建立了「義裕茶行」,行銷福建包種茶,後來又到臺灣設立「永裕茶行」,再逐步放給兒子引陳朝駿掌管,他也經營得有聲有色,1900年前往巴黎參加國際博覽會推廣茶葉;1914年重組臺北茶商會,擔任第一屆會長;1916年又與李景盛、李延禧父子發起成立「新高銀行」,總行設計於大稻埕,銀行一度業務蒸蒸日上,全台設有19所支店,並進軍廈門鼓浪嶼,迅速膨脹為擁有五百萬資本額的銀行,不簡單的是,這家是由台灣人所主導的第一家銀行,可惜後來因膨脹太過快速,於1923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強制整併於「臺灣商工銀行」名下,即為戰後「第一銀行」的前身之一。

圓山別莊係陳朝駿選定圓山東側緩坡基隆河南岸、北眺劍潭的處所,委請當時總督府官房營繕課的建築巨擘近藤十郎設計,1913年開始規劃,1914年落成,同時也規劃出英式花園與涼亭,且緊臨優雅的明治橋畔,更是相互輝映。順帶一提,從老照片研判,後來的美術館方向應為原來的庭園之一,拆除成為馬場,我的圖中出現騎士便是從這裡推斷出來的。

圓山別莊變成現在的台北故事館

近藤設計出一棟將英國都鐸風格與新古典主義兼容並蓄的洋樓,樓高二層,一樓為磚造,二樓為原木結構,別有塔樓的設計,其上有美麗的彩色玻璃,又有高聳而對稱雙面斜頂,斜屋頂以菱形銅板瓦片層層搭扣,塔樓採採平鋪工法以銅板包覆,施以銅板建材則會隨著歲月變化,從亮橙色漸轉古銅色澤,然後再變化為深褐色,再到黑色,最後氧化成綠青的色澤,我這張圖的繪製,屋頂色澤便是根據這個觀察而來,對於其精緻完的收邊技術,業界亦有極高的評價。

二樓外觀上使用黄色牆面與深色樹枝狀半木結構強烈對比的色彩;正面玄關由四支愛奧尼克柱頭的柱子組成,進門後,諸如洗石地板、彩色昭和磚以及各式高聳窗戶、鐵製爐口壁爐等都可以擬想當年主人的見識與品味,總體造型因色彩鮮艷,風格獨特,在今天看來仍饒富趣味,因此而有「童話奶油屋」的稱號。

這棟別莊除了陳朝駿家族使用外,亦用來招待經商貴賓,其中胡漢民、孫中山等,也曾經造訪,現在台北故事館周遭仍保有許多老照片,可以遙想那個年代裡大戶巨賈的奢華生活。然而陳朝駿於1923年任臺北州協議會期間,忽於7月11日辭世,其家族自此家道中落,日治末期轉輾易手,一度淪為總督府監獄,把這棟如夢似幻的房子當牢房用?也未免太煞風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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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出現天笁式樣建築–重繪東本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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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別院地址是臺北市壽町2丁目5番地,這裡現在是西寧南路36號,也就是著名的地標「獅子林商業大樓」等三棟大樓。

其實東本願等的正式名稱是「淨土真宗大谷派臺北別院」,與「西本願寺」(正式名稱為「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現在是臺北市文獻館),而所謂東西,並非地理位置,指的兩者在渡台前日本「內地」的本源。

東本願寺是當時極為少見的印度神廟式建築,日人稱「天笁樣式」,這有一段饒富曲折的故事:

1985年大谷派隨著日軍登台,先於大稻埕覓得處所傳道,但是過於寒酸,後來又在城內的府前街蓋了座日本式的寺院,後來因為信眾越來越多,乃於於1921年獲得本山首肯,正式升格,且正式向總督府提出申請,要蓋一座規模比西本願大的寺院來,新的本堂於1928年11月24日落成啟用,並舉行遷佛式,一時非常風光,只是沒多久,忽然來了一場無名火,1930年12月14日燒個精光,只好再力圖重建。

決定重建時考慮到防火、耐震、防蟻等功能,採時興的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工法。按網路《林小昇之米克斯拼盤》的研究:

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復建工程委由松井角平的松井組負責設計和監造工作,松井組在1923年剛承攬過因關東大地震燒毀的西本願寺築地別院重建工程,新的西本願寺築地別院為中古印度式的寺院,而設計者正是松井角平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時的老師伊東忠太,因此東本願寺台北別院也就移植了伊東忠太的設計概念,外觀亦為印度樣式,本堂內部裝潢則是傳統日式風格。用來儲存及料理食物的庫裡先於1932年興建完成,本堂工程於1934年9月20日動工,隔年7月舉行上棟式,1936年10月31日竣工,11月7日舉行入佛遷座式,本堂部分工程費18萬8,200圓,總工程費27萬5,000圓。

伊東忠太(1867年-1954年),是日本著名建築史學家,帝國大學工科大學卒業、工學博士、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伊東一生致力日本傳統建築以及亞洲建築的研究,1901年建成的「臺灣神社」就是他的設計(今已拆除,原址就是現在的「圓山飯店」)。

台北獅子林大樓就是以前的東本願寺。

他在思索東亞(東洋)建築史,認為西方石造建築到東方木造建築的傳遞過程中介即是印度文化,進而影響他主張印度風格的寺廟建築,如現仍存在的東京築地本願寺,我在繪製東本願寺時,也參考了這座寺廟的許多元素。

再根據林小昇的研究,內部的格局為:

由本堂正面樓梯可進入一階,內部裝潢為一般日式佛教寺院風格,上樓梯後的空間為向拜,一旁有樓梯可上尖塔的鐘樓,室內配置有外陣、柵內、內陣、左右餘間、飛椽之間、局之間、御堂番室以及後堂,外陣空間可擺放400張椅子,內陣地板則鋪疊敷,也就是榻榻米。至於地階為寺院的行政事務空間,地階設有車寄,汽車可直接駛入大門口,地階室內配置有廣間、事務室、大會議室、小會議室、貴賓室、貴賓食堂、和室2間、和室食堂、配膳室、納骨室、控室、物置和便所。

戰後東本願寺由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所佔用,然而這地處台北黄金地段,警總搬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於1967年售予民間,新的地主拆除原本的東本願寺,一共蓋了3棟商業大樓,包括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來來百貨公司和六福大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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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宗教聖地,卻成了警備總部–西本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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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所謂東或西本願寺,並非以地理位置來判別,比如如果是西本願寺來蓋的,不管在臺北的東西南北,通稱「西本願寺」 ,所以本來的西本願寺位於今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西側、長沙街與貴陽街之間,即為今之「臺北市立文獻館」,而東本願寺所在位址則在今之西寧南路「獅子林商業大樓」,反而在西本願寺的西北方了。

西本願寺正式名稱「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別院」,來台甚早,1895年從軍布教使、軍隊慰問兼開教視察使渡台,隔年設立教會,開始布教,再一年,即覓得新地町2,500坪的土地準備建寺,新築工程於1900年獲得教派總部撥付資金後才開始構築,隔年布教所再昇格為臺北別院,並且入座木佛本尊。此後,陸續成立少年教會、成德學院,並發行雜誌《慈光》雜誌等等,其中1925年創立「樹心幼稚園」,應為今日之「樹心會館」。

關於西本願寺臺北別院的介紹,網路裡《林小昇之米克斯拼盤》的說明最為詳盡:

台灣別院的本堂設計圖由「請負業」(包工)的松井組於1930年提交審核通過,其間因德高望重的總督府營繕課井手薰出面協調,乃得以議價順利開工,1931年舉行上棟式,隔年1月7日舉辦入佛式,本堂部分宣告落成。

其後再增建附屬設施,包括庫裡和山門。庫裡主要功能在提供儲藏和調理食物等所在,由浦田組承攬興建,1934年完工。而山門則由川本組承攬工事,特別運用臺灣檜木材料來打造,趕在和庫裡同時竣工,一起舉行慶祝儀式。

新建的第二代本堂規模頗為龐大,建坪有302坪,正面寬度為18.82間,約34.22公尺,分為7跨,高度為76尺,約23.03公尺;建物其實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是仿京都紫宸殿的宮廷形式,建材均為上等臺灣檜本,空間分佈則區隔出外陣與內陣,雕樑畫棟極為講究,而其下的基座以阻止蟻害的龬筋混凝土構成,內部配置有圖書室、會議室、事務室、輪番室、娛樂室、獨身室、食堂、湯沸場、倉庫等空間,也有床、書櫃、衣櫥等,1975年大火燒毀上層,如今大火僅存的臺座,修復仍可利用為辦公空間。

西本願寺的本堂臺座,現為臺北市文獻館

戰後,原是宗教聖地的西本願寺為理教公所、軍方、警備總部第二處、聯勤被服廠、反共救國軍及自大陳島撤退來台的軍民所據,宛如大雜院,其中因有警總進駐,所以在228事件發生時,涉入謀議台灣獨立案的辜振甫、台灣人第一位日本檢察官王育霖以及創辦《人民導報》的宋斐如等均被囚禁於此。

2006年臺北市政府指定殘存的西本願寺鐘樓、樹心會館為市定古蹟,輪番所、參道、本堂、御廟所等遺蹟為歷史建築,於2011年開始整修,但不再恢復本堂,2013年開放參觀,原臺座部份現為臺北市文獻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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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滄桑一美人–杏花閣大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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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北民生西路上的杏花閣大酒家其實是在1964年的8月1日開幕的,在日治時期,這裡的地址係臺北市太平町四丁目一番地,本為文裕茶行,老闆名喚林九疇,從日人佐佐英彥《臺灣之產業と其取引》所製表格的臺灣包種茶出口及再製商名單(1927 年底)來看,已經傳承給林東輝。

包種茶在日治時期為臺灣出口大宗,這種茶原稱「種茶」,因為是使用紙張或鉛等包覆起來,才稱之為「包種茶」。日人治台後,茶業產量開始增加,1896年僅止於146萬斤,到了1926年驟增為890萬斤,同年出口量已超過烏龍茶,東南亞市場也蓬勃發展,這是因為當時日本政府積極佈局南洋航線,並將「臺灣銀行」的金融網路逐次整備完成,成為茶商周轉的中心,影響所及,取代了自1860年代以來掌控台灣借貸業務的「匯兌館」、「媽振(Merchant)館」等,到了1907年更是消蹤匿跡;另一方面,從清末到民初,中國因革命情勢而動盪不安,本來雄踞東南亞的茶葉市場,出現品質不穩定的現象,臺灣茶乃趁機而入,搶佔安南、暹羅、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其中又以爪哇為主要市場,但自1928年起,東南亞華僑開始抵制日貨,同時也嚴重影響當時日本殖民地的臺灣茶出口。

從老地圖來看,文裕茶行厝邊隔壁幾乎全為茶行,如「蟻興記茶行」、「悅記茶行」、「新芳春茶行」等,正對街還有大和茶行,1930年代茶行櫛比林立,依據日人的研究,至1927年底臺灣包種茶出口及再製商40大名單如下:

杏花閣大酒家的前身為文裕茶行

郭河東公司(負責人郭漢泉)、永裕茶行(陳朝煌 )、建成(黃毓秀)、建泰茶行(陳雨經)、榮興(陳榮森)、錦記(陳天來)、珍春(王連乞)、培嚴興記(蟻輔)、護記泰昌(陳護臣)、李億昌(李宗回)、豐盛(陳雪如)、協盛(陳師平)、美盛述記(陳廣述)、發記(洪汝輝)、元隆文記(蔡丁氏妹)、謙茂(陳清玉)、義和(陳寶鏡)、時記(陳以時)、新芳春(王芳群)、進益(鄭榮根)、謙記(李錦修)、景茂(揚升額)、聯盛(翁瑟士)、德茂(陳流)、成記(馬亦X,無法辨識)、同記(王清友)、信記(曾信)、進春(周卯)、勝德(李執)、義興吉(蘇超源)、茂圃(李澄波)、文裕(林東輝)、振香(陳型嘉)、德記(王孝德)、奇峰(高厲)、英記(陳隆德)、新逢圃(陳禮躭)、益發(周植田)、信源(洪基隆)、木柵茶業公司(張福堂)等40家

因此文裕茶行的建築型態上和隔鄰的「新芳春茶行」頗有許多相似之處,正立面山頭有著華麗的卷紋,亦帶有新藝術風格的幾何圖案,應是參酌了西方建築技法。

然而,戰後的文裕茶行不知發生何事,1964年的8月1日變成有女侍陪酒的酒家,不過這種酒家和戰前諸如「江山樓」、「蓬萊閣」等不同,酒家菜色亦相去甚遠,原有的藝妲表演已不再傳承,取而代之的是「那卡西」(流し)樂團,出入份子亦頗為複雜,1976年的4月23日,發生了因武打明星王羽而引起的諜血事件,名噪一時,但最後仍敵不過色情酒店與KTV等行業的挑戰,於2015年的5月16日結束營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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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藝術教育館第一課是「借殻上市」嗎?重繪建功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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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所繪:這整區的主體歐式建築還在,只是被攢尖圓頂的漢文化北方建築形式外包了起來,可以重見天日嗎?

終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只消是日本人的神社一概拆除,沒被拆的,就是太偏遠或者拆不勝拆,拆到手軟了?

建功神社是特例,現址就在建國中學對面的「南海學園」裡,也就是今日的「國立藝術教育館」,這沒全給拆了而是包了起來,外表用中國天壇式的攢尖屋頂包圍拜占庭式圓頂,牆體的背後可能保存了完整的本來面目。

為什麼沒拆?成大建築系教授傅朝卿說:

興建之時國民政府之財政狀況並非有大量的經費可以投注於華麗繁瑣、花費龐大之復古裝修上,於是利用日據時期建功神社之軀殼加以改造,採折衷步趨設計成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以尋求一份額外的中國古典意象而已。

總體來說,大抵只拆了建功神社裡運用漢文化建築牌坊意象的鳥居、移走日本石燈籠,改了日式小橋,但留下部份歐式庭園景觀,包裹有著拜占庭式西洋圓頂的主體建築及殘存部份「玉垣」(欄杆)等,至於內部,則將原本線條幾何圖形都呈簡潔琍落的新藝術風格貼上一堆梅花;使用油漆,塗白抹紅;天窗堵死,掛上一面孫文的「天下為公」匾額;穹頂更是「俺娘喂」畫了好大一個國民黨黨徽,且彩繪金光沖沖滾、瑞氣千條,簡直比布袋戲佈景更鬧熱滾滾,定名為今之「國立藝術教育館」這一包、一改後的「民族式樣」,傅朝卿教授也有評價:

台灣藝術館在應用中國古典建築元素上則是相當的牽強,只是在門罩上作一些點綴而已,甚至是積極的裝飾作用都沒有。

▲ 國立藝術教育館的穹頂彩繪金光沖沖滾、瑞氣千條,不輸給布袋戲的場景。(攝影/魚夫)

傅教授那句「積極的裝飾作用都沒有」的評語,害我腦袋裡浮現「拼貼」、「補釘」的龐克風,旁邊還有座科學教育館,也是天壇式的設計,傅教授又有講評:

科學館由於設計者盧毓駿喜倡「天人合一」之說,有人因而將此作詮釋為天人合一之象徵,可以比美天壇祈年殿。然而若仔細觀之,我們看到的卻是瑣碎而缺乏整體性之中國古典元素之組合,就中國建築新形式的創造而言,它並沒有突破已有之折衷步趨,現代建築之機能性空間仍然受縛於中國古典式樣之框架中。

所以這原建功神社、今之南海園區裡的建築設計,經天人合一的大中華文化在八掛爐裡飛符火焚一番後,也沒就此浴火重生?這也太傷民族尊嚴了。那麼這園區是誰主導建造的?乃是由當時的教育部長,國民黨大黨工(曾任秘書長)的張其盷於1956年起主其事也,張其盷後來開辦今之文化大學,文大的校園不難看見諸如南海學園的中國民族式樣建築。

▲ 2015年國立藝術教育館正在整修屋頂,看來並沒有摘下那頂中國式官帽的意思。(攝影/魚夫)

建功神社1928年(昭和3年)落成,供奉日本領台以來,對台灣有所貢獻而因公殉難者,不分日、台均可經審核通過後祭祀於此,合祀15691位,其中台灣人有3530位。整個建築計畫由當時的總督府營繕課「最大跤」的井手薰總司其成,他大膽的將西洋、和風、漢文化建築式樣混搭為一體,試圖加以融合,成為日後台灣許多大學裡建築系論文鑽研的題目,尤其是竟將日本神社「鳥居」的固有形式規範推翻,採漢式牌樓,舖以鶯歌產出的青瓦,拜殿兩側延伸的空間及後方亦復如是;主體建築捨日本傳統木造,換採鋼筋水泥,係考量台灣風土氣候,白蟻容易滋生與興建成本等因素,最後把日本傳統木結構意象收束於拜殿之內;前方水池則有如伊斯蘭長方造型,再增建噴泉和水手舍等加以調合,井手薰在當時的《日日新報》裡為文表示:「因為使用近代耐久建材,所以主要部份採西洋式,也加上臺灣式。然後,與台式和西式難以調和的純日本式藏在『本殿』的最裡面。也就是說,經得起嚴酷氣候風的建築式樣為外裝,經不起風雨的日本式在內部保護。」

建造之初的建功神社在那個時代裡實在過於前衛並極具實驗性,乃爭議不斷,事實上,當初就算不分台日一體奉祀,但台灣人對日本神社原本就興趣缺缺,自家裡拜拜神主牌或諸如媽祖、城隍、保安大帝等廟宇祭典才能吸引台人積極參與,其次是戰後台灣人自不必膜拜日本殖民者的神社,且經改造後的建功神社已無復聖堂氛圍,就只是一組建築群而已,但假如以為可以展示日人離台後國民黨新統治者的威權,那更是時移勢遷毫無效果可言了,畢竟在民選總統時代,爭取民主選票才是王道,反倒是這在建築美學教育上這實在是一個好題材,比如從佈局上來談此等紀念性建築所展示的政治與藝術上的所謂「納粹美學」;由煉瓦磁磚形式與色彩來觀察外牆色彩變遷過程;自材質使用上來探討營造技術的衍變等,且因建功神社乃是反映了當時代新藝術風格的思維,更適合來作為課堂講述建築藝術史的教材,如能復舊,更具藝術教育價值。

2015年位於國立藝術教育館旁的「國家科學教育館」已因新建大樓完成而遷徒,原址委由建築師徐裕健規劃為「台北當代工藝設計館」,後又進一步推動「開放式工藝美學展演廣場設計構想」,為此我特別去見識一番,發現藝術館頂端的攢尖屋頂正在整修強固,推斷這頂「官帽」並沒有要摘下來的意思,只是既名之曰「國立藝術教育館」,卻至今還不能掀起頭蓋來,那可是要教育莘莘學子們如何「借殻上市」的藝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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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0魚夫@東京演講第二場:日治時期的臺北城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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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東京演講的兩個主題,一是:「只有在台灣才吃得到的料理」,另一則是「日治時期的臺北城內建築」,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與文明史,希望日本人能更理解台灣,也希望多來台灣走走,兩場都爆爆滿,9月10日完成第二場,我把一些照片貼上來和大家分享:

感恩哦,第二場比第一場人更多

日本人發問很湧躍

台灣文化中心,二樓

這一對日本夫婦居然用台語和我對話。

工作人員合影

曾是屏東舉辦228紀念音樂紀念會的場所──佳冬蕭家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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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夫手繪

蕭家的祖屋在屏東的佳冬,也就是我的故鄉林邊的隔壁庄,住的大部份是客家人。1895年日軍自枋寮登台,由時任六堆中的左堆總理蕭光明坐鎮「步月樓」,於10月11日和日本打了一戰,史稱「六根莊戰役」。

「堆」也是「隊」的意思,係當時「台灣民主國」的客家人領袖邱鳳揚號召成立了六堆客家義軍,六堆指右堆、左堆、後堆、中堆、先鋒堆、前堆,其實是清國政府無能,清、日乙未戰爭大敗,將台灣割給了日本,這是台灣人民自主性的家園保衛戰,面對大日本帝國的現代化陸軍,當然是敗下陣來。

「步月樓」原是蕭家的書房,也是從前出入的主要大門,我小時候有印象來過這裡,因樓前牆壁仍留有彈孔而印象深刻,長成後,步月樓經常在歷史故事與圖畫中遭遇。

蕭家前的古蹟立牌。魚夫攝。

蕭家祖屋又名蕭家古屋、蕭屋伙房等,我們小時候常聽到是「佳冬蕭宅」的名稱,現在再去參觀,維護與修復得很完整,係難得一見的唯一五堂六院,佔地1,500坪的客家圍龍屋,1985年列為國家三級古蹟,現由蕭家子孫組成「佳冬蕭家祖屋管理委員會」,我一走進去就被認了出來,蕭家子孫也熱情導覽一番。

這古厝係蕭家聘請唐山師傅建造,多數建材由中國進口,從安平港轉運到東港,然後經陸路轉運到六根莊(佳冬舊稱)。整座宅邸不是同時完成,從1860年(清咸豐10年)開始,陸續完成第二堂至第四堂,然後擴及左右護龍、染房、馬鹿廊,到了1875年,才又蓋好第一堂屋及左右横屋,於1880年(光緒6年)擴建第五堂,並將周圍城牆完整構築,形成一堅不可破的防禦工事。

我於其間穿梭,發現佈局極具巧思,其間騎馬廊四通八達,內外空間極具層次,經由不同形式的花窗和磚牆設計,暗示功能的差異,且廚房汲水與排水均有符合手路的設計思考。其中有一「防空水缸」,表面是水缸,事實則為通往防空洞的入口。為防祝融延燒,各棟屋宇之間以馬背牆體隔開。

總體來看,古厝由前至後,每一進有如緩升坡,稱步步高昇,門前有水池,外圍又掘有護城河,自成一完整的保護體系。

蕭家祖屋旁有一兩層樓高的望樓,係用來招待日軍,我聽蕭家人說,當時從該樓可以眺望南進基地的飛機起降。

甲午年的那場戰役,劉永福「阿婆浪港」,化粧成阿婆從安平港潛逃出走,留下蕭光興孤獨領軍作仗,戰敗後,不得已也逃往廣東避難,然畢竟在台家大業大,1899年返台投降歸順,被日方任命為保甲局長,同年12月獲授紳章,後又獲勳六等,1911年病殁。

2015年的228紀念日,屏東縣長潘孟安選擇在蕭宅前舉辦音樂會追思。在蕭家後代中,蕭道應係台北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卒業(第1屆,1940年),與許強、邱林淵、李鎮源、謝有福、邱仕榮等同班,師從杜聰明、森於菟等教授,後來由於心繫祖國,乃潛往中國大陸國民黨政府統治區從事抗日活動,卻在惠州惠陽遭到國軍逮捕,險遭不測,幸遇台籍客家元老丘念台(丘逢甲的兒子)出面保釋才獲釋放。

1945年蕭道應和當時赴中國抗日的革命伙伴鍾浩東返回台灣,蕭以其醫學專精,擔任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主任,鍾則出任基隆中學校長。導演候孝賢「台灣三部曲」電影最後一部的《好男好女》講的就是鍾浩東等人的故事,然而鍾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期間,1950年於《光明報》事件中遭國民黨政府捕殺,而蕭道應也於是年的5月13日台大醫院白恐事件遭到株連,1952年選擇所謂的「自新」,白天出任台灣法務部調查局法醫,晚上在台北市通化街1號開內科診所看門診,1978年從調查局退休,轉任法醫顧問直到2002年去世,其遭遇令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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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溝渚路15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