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水濂洞到宜蘭之心–來畫羅東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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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只消到宜蘭遊玩,羅東鎮上的許多景點可以說是一定要去。羅東運動公園佔地47公頃,巧妙運用地形、植物和水流來結合運動設施,屢獲好評,真正是現代公園規劃的典範;其次是羅東林場(羅東林業文化園區),裡面有竹林車站、森林鐵路、生態池(松羅埤)、機槍堡、儲木場、百年舊書攤、自然教育中心、運材蒸汽火車頭展示區、羅東林業管理處等,利用舊有的環境,規畫成頗具教育價值的文化園區,我的孩子在小時候,我便常帶她們來此一日親子遊,孩子們也經常留連忘返,要拉著走才肯離開。

林場之外有家肉羮,從前林場工人在勞動空閒時,總要來碗肉羮補充體力,現在那家店早已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了,我也總是會入內去嚐碗點心,那滋味至令仍然不能忘懷。

說到美食,羅東夜市原本是因應觀光客夜間沒處去而在中山公園旁逐漸形成的夜間市集,在1990年代,經鎮公所的一番改造,一改昔日雜亂的景象,成了受到遊客非常歡迎的夜市,如今網路上甚且出現其間眾多小吃的「攻略圖」,按圖索驥才可以大快朶頤。

羅東鎮位於宜蘭中央,而有「宜蘭之心」的稱呼,是全境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但卻是全國最小的鄉鎮,從前且為枝繁葉茂的叢林之地,乃如何成為繁榮的小鎮,這要從火車的建構說起:

1917年(大正6年)的7月,日本殖民政府斥資1000萬圓興建宜蘭線,1919年完成蘇澳到羅東的一段,到了11月間,又陸續拓展,隔年,礁溪至大里也通車了,1924年的10月最艱鉅的工程草嶺隧道終於貫通了,於是到了12月全線通車。宜蘭線總長98.7公里,係1.67公尺寬的標準窄軌。

其中宜蘭到羅東是在1919年的3月24日完工的,羅東車站開站後,可南向達冬山、蘇澳,北往宜蘭、礁溪、頭城,行經今之貢寮、雙溪、瑞芳到達基隆,再沿基隆河抵八堵和臺北。

羅東火車站的功能起初是以貨運為主。日治時期的太平山林場、阿里山林場和八仙山林場合稱臺灣三大林場。本來太平山上的林木開發,砍伐後採管流運材方式,於蘭陽溪沿途建堤堰和調整水量的的閘門,木材由土場經30公里水流放流到員山的貯木池,面積大約有三萬餘坪。

管流水運方式成本較低,但水流量常因季節而不易控制以及河彎曲流地形容易造成木材的損傷,不只表皮傷害,過大的撞擊,有時還會大內傷,而密度大的木材如紅檜、鐵杉等不是那麼容易隨水漂流,不幸半途打結了,工作人員就必須冒著生命危險跳上木材間去推開堆擠處;假如碰上颱風,這下子也有可能變成流出大海變成漂流木,而且管流速度慢、時間長,中途很容易被盗賊攔截偷竊,後來又遇「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想要蓋攔水壩引溪水發電,終於廢了水運木材的想法,改築鐵道來運輸。

鐵路開通後,1921年儲木場也乾脆搬遷到羅東,始設營林所,從此以後羅東火車站的客貨運量皆大幅成長,太平山林場的木材也經由羅東轉運,這項運輸功能要一直到終戰後,1979年改採公路運輸,才停止運材。

其實羅東不只鐵路運輸發達,早期輕便的台車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客貨兩用,北可通往礁溪頭城、南至蘇澳、東及五結、西達三星,可謂四通八達了。

現在的羅東車站。

羅東車站位於羅東鎮公正路2號,位置大抵從來沒有改變過,原日治時期的日式木構造站房造型優雅,終戰後,1950年進行擴建,係屬強調線條感的現代主義建築,1985年時,再擴大規模為3818平方公尺,型式為中國文藝復興式樣,後來羅東鎮民代表會再決議建請興建天橋及候車亭,量體愈形龐大,1999年起造跨站工程,增闢後站,用地再擴大為8668平方米,前後站的形式之間看來也無對話關係,各蓋各的。

現在的羅東車站仍然非常忙碌,我深入了解羅東驛的故事後,覺得這本來是猴子住的地方,彷彿是齊天大聖的水濂洞,如今鬧熱滾滾,不過就三代火車站的建築來說,我對第一代的木構造情有獨鍾,大抵日治時期的木造車站,如只是運輸功能,那麼通常蓋得很簡略,然而羅東驛的和式風情卻又別有一番味道,我玩味甚久,索性畫了出來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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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堂明鏡悲白髮:下淡水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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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夫手繪

年輕時要是搭火車返鄉,車行九曲堂後便進入「高屏舊鐵橋」,那是一種桁架橋(Truss bridge),特色是使用一座座預鑄的桁架銜接起來架起橋體,也因為如此,一旦火車駛入鐵橋,就會很有節奏的轟轟隆隆作響,窗外的影色因鐵架的遮蔽,有如在觀賞一幕幕閃動的風景,這時候心裡面就知道故鄉屏東快到了。

就像宜蘭人一樣,火車丟丟銅的通過山洞後,便望見了龜山島那般,舊稱「下淡水溪鐵橋」的高屏舊鐵橋,對我這一輩以上的高、屏人都有著一種濃得化不開的鄉愁。

下淡水溪鐵橋全長1,526公尺,屬於單線鐵道,從舊照來看,和現在的華倫式(Warren truss)桁架橋略有出入,係屬圓孤鋼桁架為主。《維基》上的記載為:

桁架(Truss)高度15.1公尺,採簡支對稱式山型鋼構桁架形式;橋樑下部結構之兩側橋台寬7.55公尺,高約4.5公尺,橋台由混擬土澆置,外皮再圍護清水磚,轉角處以花崗石收邊;橋墩則為沉箱基礎,上部以紅磚砌造,墩體兩側圓弧面處則包裹花崗石,高9.5公尺,呈橢圓形以破水路。全橋共有二十四孔,每個橋孔長度為63.5公尺。

在我那個年代裡的鐵橋,其實因二次大戰遭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轟炸毀損,一度停用,戰後數度整建,再加上颱風所造成的湍流沖毀基座而斷裂,最後在修復時,改採「華倫式」桁架(和西螺大橋相同),又因鐵路電氣化,這時候因為桁架式的鐵橋不好架設電氣設備,只好1992年終於將其除役,1997年指定為國家二級古蹟,與其他鐵橋不同,這是給鐵道用的橋樑。

其後台鐵另於其旁興建新橋,現在每搭縱貫線去旅行,遙望舊橋,一幕幕幼時的生活情景浮現眼前,總令我回憶起那些逝去的青春日子,頗有「高堂明鏡悲白髮」的況味。

日治時期,二十世紀初,總督府積極開發高雄(時稱打狗)、屏東(時稱阿緱)的豐富物產,除下淡水溪鐵橋貫穿高、屏外,且規劃高雄港對外輸出,另外又開闢屏東機場,成為日後南進政策的重要基地。

下淡水溪橋下的沼澤生態區

下淡水溪橋全長計1,526公尺,曾是全亞洲最長的鐵路橋樑,當年動工時,正班人員5百人,因工事殉職者46人,工程之艱鉅可想而知,而主其事者係由靜岡縣人飯田豐二(1874年-1913年6月10日)鐵道工程師承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之命設計督建,建造之初,台灣並無練鋼廠,因此必須在日本內地先行預鑄,再從基隆或高雄港輸入,且在施工期間,由於飯田對南方炎熱的氣候難以適應,再加上工程期間,經常遭遇風雨侵襲、溪水暴漲,破壞工事,飯田為此廢寢忘食,積勞成傷,居然在即將完工之際,先是罹患虐疾,因此引爆各種疾病,而於1913年6月,病逝於台南病院,享年僅40歲。

高屏溪在1986-1996年間進行水利整治,先於新舊兩座鐵橋的上游處蓋好攔水堰,同時也於上、下遊之間尋找寬濶的河床進行整地與綠化工作,後來再由地方政府接續闢建濕地公園。

在屏東端,利用舊鐵橋打造天空步道,以舊車箱為陳設主題,其下河床生態公園遼闊,常見許多遊客來此嬉戲,更有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也來捕捉瞬間美景;在高雄端,現屬大樹鄉的觀光亮點,除亦設有天空步道外,鐵橋上留有「臺灣鐵路局鋼梁廠鑄造」銘板(Name plate),那是因鐵橋在1964年改變其桁架形式,且自行鑄鋼施作,並在桁架樑的端柱(End post)上面焊上製作,以為紀念,另外,亦有守橋用的衛兵崗哨亭、以及防火車爆衝的「止衝檔」等,這些都增添了這座鐵橋的歷史價值。

如時間充份,亦可順道至九曲堂車站一趟。飯田豐二鞠躬盡瘁後,其好友小山三郎等人集資籌建筆墨紀念碑一座,就在車站北方約一百米處,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本欲拆除,所幸遇台籍鐵路員工蘇德進出聲制止,這才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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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蓋給自己的子弟就讀的名校──重繪臺中一中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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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臺中一中紅樓為紅磚白飾帶的辰野式樣風格,大門入口稱「入德之門」,學生每天上學須先脫帽向校園深深一鞠躬,方可入內,現在都拆掉了。

2015年臺中一中慶祝建校百年,我適巧經過,校園周圍插滿旗幟,宣傳的圖案裡主要使用當年建校時的紅樓,只是這棟美麗的建築,早在1969年遭到拆除,改建如今的鋼筋水泥白色大樓,隨著歲月的衍變,表面積滿塵炱污漬,遑論美感了。

拆除紅樓的校長為段茂廷,他甫上任便強力鼓吹,招致師生及社會輿論大嘩,最後請來時任省議會議長的謝東閔返校,謝東閔雖為一中校友,但中途輟學,渡海負笈至中國上海,日本戰敗後隨國府返台,1948年至1949年台灣發生大規模的國民黨政府逮捕學生事件,史稱「四六事件」,《維基百科》上記載他時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卻「高度配合警察整肅學生」,在拆除紅樓的關鍵時刻,他一句:「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紅樓從此消失在地球上,倩影只留存在一些模糊的老照片裡,我蒐集了許多不同角度的舊照,努力揣模,想用心畫回來。

日治時期,臺灣人受到殖民者的歧視,莘莘學子在本島不能就讀中學校,必須家庭背景優渥的人家,才出得起旅資讓子弟們遠赴日本「內地」寄宿求學,有些母親放心不下便得同行,所以出現了許多「教育媽媽」駐日伴讀。台中士紳林獻堂的兩個兒子亦復如是,於是和其堂兄林烈堂,鹿港辜顯榮、清水蔡蓮舫及板橋林熊徵等人(合稱創校五先賢)倡議興築一所由台灣人出資、捐地建校來給台灣子弟就讀的中學校,在異族統治下,齊聚吾臺人之力,輸人不輸陣,矢志開創下一代的未來,創校紀念碑文裡前頭兩句即為「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後來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在其著作《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中也指出臺中一中的成立活動,可謂「臺灣民族運動之先聲」。

紅樓整體呈山字型,中央高塔,兩側有衛樓,係紅磚白飾帶的辰野式樣風格,根據「中原大學文化資產中心」淩宗魁撰《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老紅樓建築評析》一文所述:

中一中的校舍主體建築,也就是從大門口一望可見的紅樓,在顯著的主要風格分類上,看似可以納入如火車站等具英式特色,帶有紅磚與白色灰泥相間辰野式帶飾和三角山牆的維多利亞風格建築,也與更早落成的校園建築臺中公學校相似。但是觀察其細部,可以發現比起當時英式的紅磚公共建築,中一中更多了一份厚重的威嚴感,此即為設計者巧妙運用語彙所造成的效果。

總體施工評價,更是當年優秀的建築案例,淩文亦指出:

因清水磚牆施工厚實精良,二樓樓板僅以木樑與木版架於牆上即可使用。而觀察其設計之慎重,華美壯麗程度較之已於明治42(1909)年落成的臺灣總督府中學校紅樓亦不惶多讓;比起同年成立,校舍於大正4(1915)年竣工的臺南中學校紅樓更是猶有過之。

大門入口稱「入德之門」,學生每天上學須先脫帽向校園深深一鞠躬,方可入內,連這大門的設計與入門後的視覺效果亦評價甚高:

中一中正門最初為一對上設有鑄鐵雕花立燈,造型樸拙厚實的西洋古典風格門柱,後改為呼應紅樓衛塔立面轉角邊框的厚重砌石造型。進入大門後見到的主要建築紅樓,其衛塔不但用仿石造建材為紅磚牆面砌上厚實白邊,立面安排牛眼盲窗、辰野帶飾等古典語彙增添變化、女兒牆雕花欄杆和灰泥線腳的設計質量亦相當高。

校園中植有許多樟樹,取李時珍《本草綱目》:「其木理多文章,故謂之樟」,由林獻堂等所親植。樟樹、楷木和楓香即是孔廟自宋朝以來必備的三種歌頌孔子崇高地位的樹種,彰顯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功績,連種樹都接續中國道統,與日人較量PK,可謂用心良苦。

當初拆除的理由是怕地震倒塌云云,這理由,依我之見,台中現今留存的磚造建築如台中火車站等都矗立得好好的;再如日治時期台中清水國小歷經1935年和戰後的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至今仍然䇄立不搖,總而言之,台中許多日治時代歷史建築的消失大部份都是人為因素。

▲ 台中一中紅樓拆除,改建為今之莊敬樓。

一中人才輩出,諸如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楷、前台灣駐日代表許世楷、音樂家呂泉生、名震天下的李敖,以及一些政界人士諸如吳敦義、張啟仲、林柏榕等,不勝枚舉,不負當年創校者的苦心擘劃;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外省籍的校長金樹榮受到學生主動組成的自衛隊強力保護,乃深受感動,三月三日,21師荷槍實彈欲闖入校園肆虐,金校長挺身而出阻擋軍隊進入,並從此戮力辦學,1948一中被評選為全台辦學績優學校,獲得獎金二千元,以此打造了「毋負今日」碑,此碑今猶在,只是紅樓、大門都改建了,真是令人不勝稀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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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淪落感年華,寶美樓中醉綺霞:臺南寶美樓畫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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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寶美樓」在台南老一輩人的記憶中仍然是一則傳奇,到1970年代以前還是許多政商名流、文人墨客經常出沒的場所。

早期台南有四大酒樓,在聲色場所林立的「新町」(大約是今約中正路以南、海安路以西、府前路一帶,時為台灣最大的合法風化區)為「南華」與「松金樓」,其次,在「明治町」還有「廣陞樓」與「寶美樓」,後兩者至令保存狀況良好,唯寶美樓被一家緍妙攝影公司承租,將外牆包覆了起來,許多人已經忘記她原本美麗的風華了。

1934年(昭和9年)的寶美樓本來位於有噴水池的西門圓環的西南角,即今西門路與民族路交叉口,1932年開幕的林百貨樓為「五棧樓」,寶美樓則高四層,也算是當時高聳的地標了,建物係先進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外觀造型就是那個時代裡流行的Art Deco新藝術風,幾何排列的圖形簡樸優雅,施作工法細膩,堪稱時代的典範。

日本時代風花雪月的風流生活,日人和「本島人」之間各有各進出的酬酢場合。日式三大料亭中,根據當時《臺南新報》的報導,「鶯遷閣」本來是孤行獨市的生意,沒人競爭,手藝和藝妓臉孔都一成不變,後來裡頭的廚師天野吉久乾脆就在1912年自立門戶在測候所旁開起「鶯」料理去了,生意沖沖滾和老東家分庭抗禮; 其次為「御影溫泉」,此為續攤二次會,藝妓有十幾名,但其中一位大美女中了彩票,便從良去了,老闆努力回內地要去找新的藝妓,回來的時候連八字鬍都剃了以表示決心;第三家叫「一筆」,老闆手藝雖好,脾氣卻很大,常拿菜刀追砍其妻,好在他老婆的蝴蝶䄂神功揮舞起來也沒在怕就是了。

洋食中比較有名者有三家,分別是「滋養亭」、「甲比丹」和「臺灣樓」。滋養亭生意鼎盛,在高雄也有支店;甲比丹是日文漢子,即 カピタン(captain,船長),洋食裡有牛排,但名稱叫「牛肉炮」。

寶美樓現在是一家紙紗攝影社,居然把建物全包了起來

日本料理、洋食之外是本島人愛去的臺灣料理,除了前述的四家酒樓外,還有醉仙閣、招仙閣、西薈芳等,不過酒樓,台人亦稱「旗亭」,那是因為酒樓前通常還會掛出旗幟招攬來客。

日治時期有句話說:「登江山樓,吃臺灣菜,聽藝妲唱曲」,不是只有臺北的江山樓如此,臺南亦同,這風流倜儻中,不純粹為女侍陪花酒而已,有詩為證,詩人林夢梅更有古典詩〈花詞〉寫到:「天南淪落感年華,寶美樓中醉綺霞。 底事雲英還未嫁,相逢羞殺故園花。」當時另有一家「醉仙閣」,也曾聚集五詩社舉辦聯吟會,1914年,府城文人林湘沅曾在這裡作詩〈誕日漫成〉,其中吟唱:「高樓開雅會,選色復徵歌。良友情何重,嘉餚旨且多。忘形無爾我,將壽補蹉跎。各盡樽前樂,毋為時事磨。」從前文學界古典詩界有三大詩社,即瀛社、櫟社和南社,酒樓亦是吟詩作對的好所在,臺南南社的詩人們和諸如文人許丙丁、文學家葉石濤、畫家郭柏川等,即經常為寶美樓的座上客。

當然,不是一天到晚大家只往酒樓跑,我曾和那時的名人黄欣的後代閒聊,著名的黄欣宅第「固園」位於東門路一帶佔地四千多坪也是經常聚會的所在,其內築有噴水池、石橋、石燈籠,池中錦鯉悠游,造有假山,假山之間植有梅樹四株,稱「四梅堂」 ,也是才子們徜徉其中,尋找靈感的來源。

1980’s年代末期,寶美樓的生意每下愈況,一度改營西餐,但榮景不再,歷經多次易手,最終由攝影緍紗公司接手,卻被蒙起招牌面紗來,真是不勝稀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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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物潭,金米籮,礱船米,銷國外–屏東竹田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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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要是來到竹田,就知道已經進入遍佈客家庄區域的起點了,這裡也是客家物資的集散地,庄裡有個「糶糴村」,注音為ㄊㄧㄠˋ ㄉㄧˊ,這兩字,左邊那個字的偏旁由「出米」上下拼成,客語唸成ㄊㄧㄠ,就是把米穀賣出去;右邊那個由「入米」上下拼成,唸成ㄊㄚ・ ,就是把米穀買進來的意思。

糶糴村內原有處達達港,係客家六堆三大河港之一,是客家人往屏東內陸發展的起點,因為東港溪流域的支流交錯,但這裡能將六堆各區如萬巒、內埔、麟洛、長治產出的稻米經由水運送出,也可進行貨物交易,然後遠銷到台灣沿岸重要港口,乃至於東南亞和中國等,早期有句話說:「頓物潭,金米籮。礱船米,銷國外」,所謂礱船米就是先將六堆各地產出的米穀先在這附近的「土礱間」碾好,因為要飄洋過海,經論斤稱兩糶糴買賣後,米商再利用竹筏載送到東港,搬上大船出航,稱為「礱船米」,不過因為本庄位於東港溪及隘寮溪交會處,每當夏季東港溪水暴漲時,所有載送貨物的小船則只能先將貨物寄存此地,等待溪水消退後再繼續航行,頓物之名即由此而生,即客語囤積貨物之意。

早期閩客械鬥、關係緊張時,這條水路貿易線等於客家人的勢力範圍,所以沿溪聚落裡的「頓物」潭或頓物所等如雨後春筍般的櫛比林立,然而到了1880年後,達達港嚴重淤積,失去行船航運的用途,1919年(大正8年),日人另築陸鐵道,起初的竹田車站只是個「頓物駅」,1929年(昭和4年),因為達達港規畫設置水閘門,達達港就此結束了水路轉運的地位。

竹田原名「頓物駅」的車站,係行駛火車簡易的停靠站,1939年(昭和14年)擴大規模,設計成日式傳統「四柱造」的家屋建築形式的造型,其中最特別的是梯字形的水泥底座,能防白蟻、潮濕兼具鞏固站體的功能。

如今保存下來的竹田車站除了古樸的外觀,內部格局規畫有辦公室、信號房、茶水間、值夜室、木製桌椅及木窗售票口,還有毛筆一筆一劃寫成的時刻表呢。

日本時代的規畫,竹田駅在鐵道枋寮線上,另外還有歸來、麟洛、西勢站、三塊厝等站驛。我小時候的印象中搭火車沿途車站都是木造風情,後來因為歸來、麟洛旅客人數逐漸稀少,乃降為招呼站,而且拆除了木結構,只剩長條形的水泥島式月台;三塊厝站在1986年廢站,西勢站也拆除木造站房改鋼筋水泥,竹田站因具農產品轉運樞紐的地位,在極盛期,車站周遭還有旅館以及公共的澡堂,後來因為鐵路運輸沒落,降為簡易站,一度面臨拆除,所幸在地方政府及文化界的強力爭取下,終於成功爭取規畫成「竹田驛園」,保留了原穀倉、碾米所、站房、候車室,嶄新的高層車站於後側配合高架化設置,再利用舊規畫「池上一郎博士文庫」、「李秀雲先生攝影紀念館」、「竹田文化館」、「德興碾米廠」、「「火車風情咖啡屋」等,逛起來,還挺有看頭的。

竹田驛園

遊覽過竹田車站,可以往附近的美崙村老街走,入庄後就會遇見在清代原是布莊的「永記棧」,然後是慶源商店、裕盛商店等,而且還存有一些客家夥房的建築,為數不少,有人統計過就美崙、頭崙和二崙的三崙地區還有二十餘間留存。

客家夥房的形式大多背山面水,因為「山管人丁,水管財」,以「前水為鏡,後山為屏」作為家宅興旺的佈局象徵;內部空間則依居住需要,大抵都有祭祀空間的祖堂、居住用的正身間與間仔、服務空間的廊間、灶下、食飯間、閑間、生產空間豬欄、牛欄、雞栖與過度 空間的禾坪、廊道、天井等,對建築有興趣者,徵得同意,也算頗有研究的價值。

村子裡有家「美崙咖啡」是位從瓜地馬拉的台商邱錦蘭返鄉後所經營,對面在2015年時,還有一幅由香港漫畫家王澤授權角色給電影看板畫師廖長生來繪製的大型壁畫,號稱是台灣最大的一幅鉅作了。

如此這般款款行,居然也消磨了幾近一天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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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古蹟,活化的其實是我們共同的記憶:潮州庄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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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潮州庄役場,約於1917-1918年間落成,建築面積約為253平方公尺(76.5坪),其地位約如今之鄉鎮公所。當時的潮州郡統轄潮州庄、萬巒庄、內埔庄、竹田庄、新埤庄、枋寮庄和方山庄等七個庄役場,但包含潮州郡役所,如今唯一僅存的官署就只剩潮州庄役場了。

屏東戲曲故事館日本時代係潮州庄役場。魚夫拍攝

從文獻上看,潮州庄役場所在的建基路原是最古老的商街,附近聚集了各式商店、醫院等,也有諸如日人大量移入後歌舞昇平的「聚春樓」、「花月」等聲色場所,左側的兩層樓建築「明道館」,樓上為警察練習柔道與射箭的場所,樓下則為訊問及刑求之地。由潮州庄役場之建築及街廓地點,顯現庄役場作為行政中心之地位,其旁也築有最大的民間聚會場所,即潮州公會堂。

警察必須學習柔道,先父生前係警察人員,是黑帶教練,我經常被他帶來潮州和警界切磋,望著他把各方衝來的對手紛紛摔倒在地,實在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現在重回潮州,那些重新浮現的父子間珍貴記憶,歷歷在目。

1920(大正9年),總督府實施地方自治,初期街或庄長由上級選派推薦掌管街庄事務,也經州知事或廳長選派7-20人之庄協議會議員,任期2年,成為街庄長施政之諮詢機關,因此台灣人民很早就受地方自治制度的洗禮。

潮州庄役所由前後兩棟和洋混搭式建築構成,前棟為四坡式屋頂,後棟為雙坡式長屋;屋頂係日式薰瓦,立面為左右對側三間,入口以內縮方式處理,凸出雨庇,形成玄關,其上為半圓形牌頭抬高氣勢,鏤有勳章飾,左右山牆亦採新藝術風格紋飾,外觀以紅色清水磚搭洗石仿石之工法,為彰顯官舍威嚴,再以兩柱一組的托茨坎柱陳列式排比,其內為木造西式桁架挑高屋簷,適合南方炙熱氣候,總體而言,係早期日本殖民官式建築的式樣。

屏東潮州的地名由來,我小時候聽人說是因為住了很多真的「潮州人」,也就是聚集了早期中國廣東潮州來台拓墾的移民。

印象中,廣東來台者,大部份是客家人,但長成後特地到中國潮州去探訪,潮州與汕頭現合併為一行政區域,稱「潮汕」,卻口操非常古老但接近「閩南語」的話語,台灣人費點心用力聽,可了解個四、五成,比如當地有一味「炒貴刁」,仔細分辨,就是我們所說的「炒粿條」。我幼時來潮州,一定要到去嚐炒粿條,用蕃茄醬急火來炒,現在出名的店家有潮洲國小對面的「阿婆」或三山國王廟裡旁的「上好佳」。

潮州有三山國王廟,我的家鄉林邊亦有。據我所知三山國王是從前中國潮洲的福佬人所信仰的地方神,但對岸的潮州福佬和客家人的分佈都在涵蓋的範圍內,來台的潮州人以大埔、饒平的客家人居多,久之,合祀以乎無妨,我有一位人類學家的朋友說,那表示說閩客械鬥並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1920年(大正9年)縱貫鐵路延伸至潮州,從此潮州城市的發展突飛猛進,總督府因東港糖業工廠建立,將潮州定位在農業集散中心,並陸續在站驛周遭興建農用倉庫及香蕉市場,當時香蕉與稻米係屏東兩大特產,隨著路運樞紐的形成,屏東市的基礎建設如電燈、電話及防治瘧疾的衛生工事都次第開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來自恆春大坂垺「東洋捕鯨會社工場」的鯨肉,原本先用船運至高雄,再由鐵道送至基隆,經由船抵達日本市場,但廠方認為如此花費太高,於是改由先以公路貨車運至潮州,然後再轉鐵路運往基隆。

我小時候曾經見過一張照片:一名貴婦站在大翅鯨前合影留念,長成後,方知屏東在日本時代是台灣的捕鯨中心,其運輸路線至今才恍然大悟。

潮州是最靠近我家鄉林邊最繁榮的城市,原來早在1936年潮州庄役場升格為街役場,仍沿用原來的廳舍,戰後以辦理電信業務再轉成郵局方式使用,因此有些老潮州人還有電信局的印象,而成為郵局後,前棟就成了營業場所,後棟則為主管辦公室和郵務處理公間,早期郵電還沿續日人系統不分家,所以資產分屬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與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管轄,卻也因此變成潮州最古色古香的郵局,兒時的記憶,每有經過便會停下來佇足觀看,現建物已獲修復,活化為「潮州戲曲故事館」,經常展出地傳統劇團明華園歌仔戲、蘇家班的明興閣布袋戲、陳處世老師創立的樂樂紙影戲團等,成為地方旅遊觀光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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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920屏東縣潮州鎮建基路58號

日治時期臺灣最前衛的民宅--高橋豬之助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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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災後因極需重建,這時候現代主義的建築思維抬頭,成功大學建築系的傅朝卿教授說:

所謂的「現代主義」建築,不僅是在構成上依據西方現代主義之簡潔無裝飾之特性,在意識型態上更是存有「反」傳統建築之特質,所以「反」歷史、「反」對稱、「反」紀念性、「反」裝飾、「反」厚重等特性甚為明顯,也因強調機能、簡潔、開放成了非常重要之考量因素。日本本土因為直接受到西方現代建築的衝擊,因此不少建築中均帶有現代主義之傾向。

其後現代主義也傳入殖民地臺灣,散見於各地的官廳舍,而當時公認最為前衛的私人宅阺則是1933年落成,三層樓高,位於淡水河畔(今豪景大酒店)的高橋豬之助宅邸。

高橋豬之助宅戰後最終被東和鋼鐵集團蒐購,拆除改建豪景大酒店(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一段77號)。

現代主義有其天生的「反骨」性格,掀示反歷史主義、反對稱、反紀念性、反裝飾、反厚重的建築思潮,也因強調形式隨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使得建築以機能為主,而形式轉而追求簡單、開放。

網路裡林小昇依據1934《台灣建築會誌》第6輯第5號,整理出這座宅阺的本來模樣:

高橋豬之助住宅是3層樓高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由台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負責設計與監造,浦田永太郎的浦田組承攬興建,浦田永太郎同時也是台灣畜產株式會社的取締役,和高橋豬之助算是商場上的朋友。該建築自1933年1月動工,同年9月竣工,總工程費3萬5,000圓,總樓地板面積有160.88坪,樓高47.5尺,大約是14.4公尺,外觀採前衛的圓弧流線設計,搭配圓窗,表現出強烈的現代感,內部電氣、給水管線採暗管設計,全部埋設於混凝土中,屋頂還設有觀景涼台,可眺望淡水河景,是當時全台灣最摩登的住宅。

關於內部空間的設計,則為:

高橋豬之助住宅的1樓有83.54坪,為主要的起居空間,配置有玄關、廣間、應接室、客用便所、書生室、居間、食堂、夫人室、台所、化粧室、浴室、家族便所、女中室;2樓有65.03坪,配置有大廣間、客間、展望室物置、便所、露台;3樓為休閒場所,有展望室和露台,室內空間10.51坪;再上面的屋凸層1.8坪。

這棟前衛的宅邸在1970年拆除,改建12層樓高的世紀大飯店,由建築師蔡柏鋒設計與百興營造公司合作,仍引領風騷,率先採用H鋼擋土支撐結構,外觀採L型策略使房間數擴大,在成都路側翼設計成服務核,巧妙收尾,使其地標性印象更為加強。

世紀大飯店在1987年易主,由東和鋼鐵入主,改名豪景大酒店,原來的白色外牆改成了咖啡色調。我曾登臨頂樓眺望淡水美景,我所繪製的圖面是高橋宅的西北側,而新建築也仍面向西北,看來高橋豬之助在他的豪宅每日所眺望者亦當如此,只是滄海桑田,這裡早已人事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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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君如伴虎–孫立人將軍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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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中國發布「引退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理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談。2月11日,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特派一名中將到台灣,以專機邀請孫立人到東京會談。同月,青年軍第二零一師調臺灣受訓,那時候,孫立人進駐今福州街、南昌街口,原日治時期的「台灣軍司令部司令官官邸」,這就是後來的「陸軍聯誼廳」,現在已開放對外營業。

孫立人來台之初,滿腔熱血,重新訓練撤退來台的國民黨軍隊,整編女青年工作大隊和幼年兵總隊,更致力於軍隊國家化,整軍經武準備反攻大陸,當時必須經常來到南部督軍,於是擇定今天屏東市中山路與成功路交叉口,原日本時代最高等級的將官宿舍–第三飛行團團長宿舍來當成是他的行館。

台灣最早的機場其實是日治時期1920年啓用的屏東飛行場,後來因為受限於1927年9月的國際軍縮情勢,乃改將原本駐紮在九州福岡太刀洗的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移防至屏東,開啟軍方航空部隊常駐臺灣的任務,擔負起帝國南方門戶的空防使命。
因為第八聯隊南移,所以選擇今之屏東市區成功路與信義路一帶先行興建第一批官舍,也就是後來的崇仁新村成功區;1936年八聯隊擴編為「陸軍第三飛行團」,人員編製更多,又在今天的中山路與青島街一帶新蓋官舍群,稱為「崇蘭陸軍官舍群」。

戰後屏東飛行場由中華民國空軍第六聯隊接收,原本的軍官宿舍群大部份轉為空軍眷村,主要是以崇仁新村為主,現在去看,就是「將軍之屋」所在的一帶;其次原崇蘭官舍群乃改名為「勝利新村」,由孫立人將軍為首的陸軍單位接收作為陸軍高階將領的眷舍,也就是今日的「孫立人行館」周遭歷史建築群,那個年頭能分配到宿舍者,除孫立人將軍的隨扈為中校軍階,其餘至少都是上校以上,且名將如雲,如曾在印緬戰區跟隨孫立人立下少戰功的新38師師長李鴻、副師長葛南杉等等。

除了眾星雲集外,還有許多與孫立人有關的眷戶,諸如其兄孫伯亨、翻譯官李法寰、管家姚曉志、以及後來寫《空軍史話》的名作家劉毅夫,更有一度紅遍半邊天的的影視歌星徐貴櫻姐妹與知名作家張曉風女士等等,大概是風水好,因此地靈人傑吧!

原日本陸軍飛行第八聯隊宿舍群中,孫立人所居住的第三飛行團團長宿舍係和洋混搭式建築,立面入口以溝面磚來形塑,分前後兩棟,後棟主要為隱蔽的私人空間;其餘宿舍則大部份為傳統日式薰瓦屋頂,其屋身又有部份是為了因應南國炎熱多雨的裙帶式雨淋板設計,其下為磚造基座,入內則天花板之木構造均以檜木打造,有些玄關更以洗石仿石來構成,做工極為細緻。

孫立人行館現狀

另外還有許多值得參訪者如日治時期留下來的「防彈倉庫」,通常位於宿舍後院,壁體厚實,可防彈、儲備軍需甚至充當臨時防空洞等;其他諸如改裝廢棄的飛機副油箱成水塔箱、日式房屋專用的老煙囪、滅火用消防儲水糟和品牌多樣的汲水幫浦等都頗富參觀價值。

1950年3月1日,蔣宣布復行視事,重新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孫立人的人生開始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伴君如伴虎,最後竟遭構陷,遭指控「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而引咎辭職,繼而展開整肅,孫立人被判處「長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內,於是這棟行館乃成了「空軍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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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台灣就有屈臣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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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東方白曾形容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在這街上行一遭,就仿彿把〈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連卷長畫看一遍。」因為大稻埕幾乎見證了台灣四百年的漢人發展史,我聽聞前輩畫家郭雪湖(1908)的名作「南街殷賑」(1930),大略就是以站在這棟我所畫的屈臣氏大藥房的門口,往北看霞海城隍廟的視角所繪製的。

屈臣氏創立於1820年,清國嘉慶至道光年間,最初外國人被限制在澳門、廣州一帶活動,而當時東印度公司的醫生皮爾森及英國人李文斯頓則在此開設「澳門藥房」服務洋人,1845年屈臣先生(Mr.Thomas Boswell Watson)來到香港,開始和皮爾森等合作香港藥房,其後其姪藥劑師亞歷山大.斯柯文.屈臣(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於1958年也來到香港,開始擔任藥房經理,1871年屈臣氏正式成為商業品牌。

最早屈臣氏是臺中實業家李啓俊全權負責經營,他本來在彰化員林開設「德壽堂」,經營藥材生意,趁台中舉行「共進會」(1916)時,積極行銷,規模日漸擴大,1928年(一說1917)興建了這棟位於台北大稱埕的屈臣氏大樓,以批發進口西藥為主,也代理英國史谷脫(Scott)魚肝油。

然而,香港屈臣氏派了經理齊塔藍來到台灣處理商標,卻將主要總代理權授予巫世傳的「神農氏大藥房」,這家藥房就位於修繕後的「屈臣氏」往北幾步的郵局隔壁。

巫世傳是彰化溪湖人,14歲時隻身到員林某藥房當學徒,後來又到台北市屈臣氏大藥房學習調製成藥,1928(昭和3年)自立門戶,他精通西藥,進口的香港西藥和化妝品等,根據其後人巫志賢的回憶,當時還在今之延平區貴德街開設製藥工廠:

產製神農散(治胃痛、腸絞痛等症)、肺必靈(治傷風、感冒、咳嗽等症)、杏仁精(作為沖泡杏仁湯的原料,飲用可潤喉、治咳)、杏仁露(治咳、潤喉),及九一四藥水(治花柳、性病)等成藥品,配送各地藥房(局)寄售,或批售給藥販配寄各地家庭為備用成藥,二次大戰末期及台灣光復初期,其生產製造之各項藥品經常在廣播電台廣告介紹,是時,藥房業務繁忙,生意極為興隆,可以「門庭若市,車水馬龍」形容當時盛況。

修復後的屈臣氏大藥房

從神農氏大藥房的生產,可以看出當時一般西藥房的供需情況。另一方面,直到1926年時,李啟俊的名聲也不遑相讓,當時報載香港屈臣氏的藥品非常有效,適合華人氣質,且全台歸李俊啟氏專營,可是到了1934年香港屈臣氏本店向法院提出告訴,控告臺灣的李俊啓擅自使用該公司的商標,這商標即是現存建築立面三樓外牆所鑲鐫的飛龍與麒麟護衛七層寶塔圖騰,且兩旁書有「龍麟伴塔為記,別人不得冒效」的字句。

李俊啟最終敗訴,香港屈臣氏乃強力放送神農大藥房才是正宗總代理店,自此戰前臺灣屈臣氏就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了。

但李啓俊的兒子李義人則在日本長崎大學藥劑系卒業,返台承繼父業,專業經營,無奈因戰亂等諸多原因,逐漸式微,1996年遭逢大火,直至2005由市府列為巿定古蹟後交由李家後代李永崇建築師修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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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何時有乾淨的水道水喝的?重繪臺北水源地唧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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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的10月4日在《臺灣日日新報》二版上出現了高橋辰次郎關於臺北水道所寫的一篇文章,提到臺北水道唧筒室採取特殊的設計,是因為它將新店溪的溪水吸入唧筒井內的第一道關卡,等同於入口意象,為了取得市民的信任,安心飲用水道水,世界各國都特意將唧筒室設計得較為美觀,一般人會認為從美麗的建築流出來的水是比較清潔的。

現在所謂的「自來水」,日治時期分「上水道」和「下水道」兩大系統,上水道供應清潔的用水,台灣話叫「水道水」,下水道系統是為地下排水用。

台灣本為瘴癘之地,1895年日本政府登陸台灣展開佔領的戰爭,日軍戰死者僅154人,而因疾病死亡者達4,000人,另27,000人送返日本就醫,飲水衛生問題嚴重威脅統治者的健康,總督府為了改善環境衛生,防止傳染病,於是推動水道計畫,1907年(明治40年)在總督府土木局內設置了臨時水道課,由土木課長高橋辰次郎兼任臨時水道課課長,這個單位職掌的就是水道工事的規畫及推行,並且先從基隆、淡水和臺北開始。

唧筒室與其前方的庭園設計為當時的總督府技師森山松之助的作品,由請負業的澤井組負責興建,運用希臘、羅馬柱式巧妙的排列成扇面的造型,兩側入口衛塔立面以三角楣、尖帽、愛奧尼克雙柱式所構成,穹窿頂在材料上則為鋼筋混凝土,屋架為鋼骨造,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工法,最後連沈澱池也依循同樣的方式建造。

現為台北自來水博物館

唧筒室將溪水汲取進唧筒後,再送水到沈澱池中自然流下,經由兩條內徑20吋鐵管輸水至池內,沈澱之後再送至過濾池,然後運往山上的淨水池,工程至為精密。1907年4月,台北水道動工,在1908年西部縱貫鐵路通車典禮期間,已先供水總督官邸和火車站前的臺灣鐵道旅館。1909年臺北市民開始有了一般給水,3月25日,公布「台北水道給水規則」,7月全部峻工,且除了提供乾淨的飲水外,還於市區城廓的四周利用水道管線設置消防栓,連城市防火的設施都考量到了。

台灣水道水之父為威廉・巴爾頓(W. K. BurTon ,1856~1899)是蘇格蘭人,原是內務省的技師。1896年由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兼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6月後藤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來台,就邀巴爾頓來台,當時隨行者還有日後對台灣水道水擘畫與執行居功厥偉的助手濱野彌四郎,濱野接續巴爾頓未竟事業,歷經長達十年的調查規劃工作,最後建議在公館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建取水口,汲取原水,並於觀音山麓設淨水場,再將處理過之淨水,用抽水機抽送至觀音山上的配水池,經重力方式緩緩流下,供應台北住戶的日常用水需求。

巴爾頓後來因為勘察水源罹患瘧疾,竟一發不可收拾,急急就近到日本治療,只是病情急轉直下已成「惡性肝臟膿腫」,最終病死「東大附屬醫院」,他生前只完成基隆水道設計案,構想最後幸由得力助手濱野彌四郎賡續遺志完成。

「臺北水源地唧筒室」原為國定三級古蹟,2002年2月5日公告更名,並且將觀音山蓄水池、量水室、渾水抽水站一併納入古蹟主體範圍,統稱自來水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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