頗具歷史價值的吉安慶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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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慶修院/魚夫繪

吉安慶修院在日治時期的名稱為「真言宗吉野佈教所」,吉安的舊名Cikasuan(此係阿美族語,意思是:柴薪很多的地方),漢字寫成「知卡宣」或「七腳川」,日人本來利用七腳川社的阿美族來看守「隘勇線」防堵太魯閣族,最後卻演變成因薪資糾紛,爆發原住民和警察的大規模衝突,後來日方以優勢武力鎮壓,七腳川社阿美族人最終被毀村驅逐,歸順者移往大埔尾(今臺東鹿野一帶),經此一役,總督府乃加速東部移民的計畫。

日人治台之初,對於花蓮採移民政策,並思如何吸引「內地」資金前來拓殖。初期則是由總督府所指定的「賀田組」的賀田金三郎(1857-1922)來主導,但賀田的成效不彰,後改由原脩次郎的「臺東拓殖合資會社」延續經營,但仍起不了顯著的作用,總督府於是在1905年接辦官營移民,五年後陸續建立了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等三處聚落,其中吉野村(現是花蓮縣吉安鄉)原係被移走阿美族人的七腳社,乃成為日治時期第一個官營的移民村,初期移民61戶,計295人,因為多數來自四國德島縣吉野川沿岸,故名「吉野村」,而吉野佈教所就是當地移民的信仰中心,其本為真言宗高野山金剛峯寺的海外別院,為1917年川端滿二來到花蓮所創立,但依文獻證據,主體建築應在1922年(大正11年)左右才進行修築,堀智猛法師則於1923年初渡海來吉野佈教,而且還在這裡認識了日本「內地」來的移民高木由美,隔年兩人結為連理,並育有三子,當時的環境甚為艱困,雖為別院,但仍需自食其力,堀智猛以無比堅定的信仰與毅力多次環島行腳尋求「寄付」,逐步擴展,1928年(昭和3年)設置88(石佛遍路札)所與百度石,1932年再次擴建,增添地藏菩薩石像、位牌堂、納骨塔和通夜堂等設施。

吉野佈教所在台灣是極為少見的四角攢尖頂的木構造建築形式,這在日本稱為「宝形造」(ほうぎょうづくり),採四垂坡的屋頂,屋根從四方弧形飛向頂部,有如搭帳棚般的提起;瓦面為金屬,在正立面採屋簷往外延伸續走的「出軒」格局,正面望去寬三間,進深四間,屋身離地抬高,減少地氣潮濕與蛇蟲侵入,周遭帶廊以木製欄杆圍繞,從中間循階梯捨級而上,可以望見深入其後的佈教壇,其餘裝飾皆依傳統工法,如頭貫、三斗六枝掛的斗拱以及木鼻等,總體而言,充滿江戶風格。

戰後堀智猛法師被遺返(引揚)回去日本內地,據聞那時將佈教所交由居花蓮之苗栗客家居家修士吳添妹女士經營管理,改名「慶修院」,原來的不動明王被釋迦牟尼佛與觀音菩薩所替代,1982年吳添妹過往,後來逐步移轉為性良法師擔任住持,1998年慶修院被指定為3級古蹟,由縣府管理且進行修復,也多次邀請吉野村移民與堀智猛後人訪問,還將原本的空海大師佛像迎回,其實現在院裡還有許多重要文物,諸如原本奉祀的不動明王像於2003年終於重現,從前象徵八十八所箇所的石佛,現也留存16座石佛,其餘諸如神龕、不動明王石刻、百度石,而庭院中三株老樹,相傳為第一任住持堀智猛建廟時手植,而池塘造形象徵日本四國島,凡此種種,均極具歷史價值,值得專程走一趟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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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出現天笁式樣建築–重繪東本願寺

Categories 建築, 政治

東本願寺/魚夫手繪

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別院地址是臺北市壽町2丁目5番地,這裡現在是西寧南路36號,也就是著名的地標「獅子林商業大樓」等三棟大樓。

其實東本願等的正式名稱是「淨土真宗大谷派臺北別院」,與「西本願寺」(正式名稱為「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現在是臺北市文獻館),而所謂東西,並非地理位置,指的兩者在渡台前日本「內地」的本源。

東本願寺是當時極為少見的印度神廟式建築,日人稱「天笁樣式」,這有一段饒富曲折的故事:

1985年大谷派隨著日軍登台,先於大稻埕覓得處所傳道,但是過於寒酸,後來又在城內的府前街蓋了座日本式的寺院,後來因為信眾越來越多,乃於於1921年獲得本山首肯,正式升格,且正式向總督府提出申請,要蓋一座規模比西本願大的寺院來,新的本堂於1928年11月24日落成啟用,並舉行遷佛式,一時非常風光,只是沒多久,忽然來了一場無名火,1930年12月14日燒個精光,只好再力圖重建。

決定重建時考慮到防火、耐震、防蟻等功能,採時興的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工法。按網路《林小昇之米克斯拼盤》的研究:

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復建工程委由松井角平的松井組負責設計和監造工作,松井組在1923年剛承攬過因關東大地震燒毀的西本願寺築地別院重建工程,新的西本願寺築地別院為中古印度式的寺院,而設計者正是松井角平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時的老師伊東忠太,因此東本願寺台北別院也就移植了伊東忠太的設計概念,外觀亦為印度樣式,本堂內部裝潢則是傳統日式風格。用來儲存及料理食物的庫裡先於1932年興建完成,本堂工程於1934年9月20日動工,隔年7月舉行上棟式,1936年10月31日竣工,11月7日舉行入佛遷座式,本堂部分工程費18萬8,200圓,總工程費27萬5,000圓。

伊東忠太(1867年-1954年),是日本著名建築史學家,帝國大學工科大學卒業、工學博士、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伊東一生致力日本傳統建築以及亞洲建築的研究,1901年建成的「臺灣神社」就是他的設計(今已拆除,原址就是現在的「圓山飯店」)。

台北獅子林大樓就是以前的東本願寺。

圖片連結

他在思索東亞(東洋)建築史,認為西方石造建築到東方木造建築的傳遞過程中介即是印度文化,進而影響他主張印度風格的寺廟建築,如現仍存在的東京築地本願寺,我在繪製東本願寺時,也參考了這座寺廟的許多元素。

再根據林小昇的研究,內部的格局為:

由本堂正面樓梯可進入一階,內部裝潢為一般日式佛教寺院風格,上樓梯後的空間為向拜,一旁有樓梯可上尖塔的鐘樓,室內配置有外陣、柵內、內陣、左右餘間、飛椽之間、局之間、御堂番室以及後堂,外陣空間可擺放400張椅子,內陣地板則鋪疊敷,也就是榻榻米。至於地階為寺院的行政事務空間,地階設有車寄,汽車可直接駛入大門口,地階室內配置有廣間、事務室、大會議室、小會議室、貴賓室、貴賓食堂、和室2間、和室食堂、配膳室、納骨室、控室、物置和便所。

戰後東本願寺由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所佔用,然而這地處台北黄金地段,警總搬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於1967年售予民間,新的地主拆除原本的東本願寺,一共蓋了3棟商業大樓,包括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來來百貨公司和六福大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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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宗教聖地,卻成了警備總部–西本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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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北西本願寺/魚夫繪

日治時期所謂東或西本願寺,並非以地理位置來判別,比如如果是西本願寺來蓋的,不管在臺北的東西南北,通稱「西本願寺」 ,所以本來的西本願寺位於今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西側、長沙街與貴陽街之間,即為今之「臺北市立文獻館」,而東本願寺所在位址則在今之西寧南路「獅子林商業大樓」,反而在西本願寺的西北方了。

西本願寺正式名稱「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別院」,來台甚早,1895年從軍布教使、軍隊慰問兼開教視察使渡台,隔年設立教會,開始布教,再一年,即覓得新地町2,500坪的土地準備建寺,新築工程於1900年獲得教派總部撥付資金後才開始構築,隔年布教所再昇格為臺北別院,並且入座木佛本尊。此後,陸續成立少年教會、成德學院,並發行雜誌《慈光》雜誌等等,其中1925年創立「樹心幼稚園」,應為今日之「樹心會館」。

關於西本願寺臺北別院的介紹,網路裡《林小昇之米克斯拼盤》的說明最為詳盡:

台灣別院的本堂設計圖由「請負業」(包工)的松井組於1930年提交審核通過,其間因德高望重的總督府營繕課井手薰出面協調,乃得以議價順利開工,1931年舉行上棟式,隔年1月7日舉辦入佛式,本堂部分宣告落成。

其後再增建附屬設施,包括庫裡和山門。庫裡主要功能在提供儲藏和調理食物等所在,由浦田組承攬興建,1934年完工。而山門則由川本組承攬工事,特別運用臺灣檜木材料來打造,趕在和庫裡同時竣工,一起舉行慶祝儀式。

新建的第二代本堂規模頗為龐大,建坪有302坪,正面寬度為18.82間,約34.22公尺,分為7跨,高度為76尺,約23.03公尺;建物其實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是仿京都紫宸殿的宮廷形式,建材均為上等臺灣檜本,空間分佈則區隔出外陣與內陣,雕樑畫棟極為講究,而其下的基座以阻止蟻害的龬筋混凝土構成,內部配置有圖書室、會議室、事務室、輪番室、娛樂室、獨身室、食堂、湯沸場、倉庫等空間,也有床、書櫃、衣櫥等,1975年大火燒毀上層,如今大火僅存的臺座,修復仍可利用為辦公空間。

西本願寺的本堂臺座,現為臺北市文獻館

戰後,原是宗教聖地的西本願寺為理教公所、軍方、警備總部第二處、聯勤被服廠、反共救國軍及自大陳島撤退來台的軍民所據,宛如大雜院,其中因有警總進駐,所以在228事件發生時,涉入謀議台灣獨立案的辜振甫、台灣人第一位日本檢察官王育霖以及創辦《人民導報》的宋斐如等均被囚禁於此。

2006年臺北市政府指定殘存的西本願寺鐘樓、樹心會館為市定古蹟,輪番所、參道、本堂、御廟所等遺蹟為歷史建築,於2011年開始整修,但不再恢復本堂,2013年開放參觀,原臺座部份現為臺北市文獻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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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黨產歸零,是歸還──重繪國民黨台南市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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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畫面中央是戰後初期二層樓高的台南市中區民眾服務社,即後來的國民黨台南市黨部,而林百貨的大門則被築起了圍牆,還設有崗哨。/魚夫手繪

回經過國民黨台南市黨部總是很無奈,中正路對街的土地銀行是座古蹟,緊臨的忠義路林百貨則經修復後美侖美奐,變成文創百貨基地,乃成為遊客的最愛之一,獨獨這市黨部蓋得實在不知從何「欣賞」起,每逢選舉,便高掛各種愛台灣的看板,偶有文史工作者實在看不下去,為文拜託國民黨黨產那麼多,多少配合旅遊觀光,蓋個好看的樣子來,啊嘴上不是老掛著愛台灣嗎?

國民黨台南市黨部原為日產。甲午戰爭後,清國割台予日本,1895年皇族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揮軍入臺,雖遇抵抗,仍一路勢如破竹,進了府城,先下榻於前清進士張紹芬宅,那時候的臺灣是瘴癘之地,北白川也因此染上重疾(疑似瘧疾),張宅可能不適合醫療他的病情,隔日乃移駕到富商吳汝祥的「宜秋山館」(大概就是今之台南公11停車場靠近永福路一帶),然藥石罔效,急從安平出港,返回東京治療,但為時已晚。

2015年國民黨台南市黨部,原址是日治時期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舍營所址碑的所在。魚夫攝。

日本統治台灣政逐漸權穩定後,開始造神運動,北白川行跡所至,不是蓋神社就是立碑。吳汝祥的大宅院被定為一命嗚呼的「終焉之地」,改建為北白川宮親王御遺跡所及臺南博物館,1922年在東側建造了規模驚人的臺南神社。

吳汝祥也因此和殖民政府關係甚佳,日本人的回饋是讓他後來有彰化銀行的開業特許權,成為彰銀創辦人。

張紹芬的宅第則是被挑中了東南方的今之中正路與忠義路口一角,立了一座石碑,上書「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舍營所址」,老照片裡碑後還有閩南式建築(約即今之「富華大飯店」所在),這段歷史根據在地耆宿「莉莉水果店」老闆李文雄先生的敍述:

背景兩棟老厝為清朝時代二層樓建物,屋主是張愷臣(南市第十屆議長張烈烈的祖父),光復後繼承人為張輝。此地清化明治39年以前稱為安海街,明治39年以後至大正八年以前為丙二百七十二番地,大正八年以後改編為末廣町一丁目百十三番地,光復後民國58年再改編為中正路23-1號至今。

現在已經沒有23-1號,改為23號,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台南市黨部。日本人當時是以18大圓向張家買得約五十餘坪地,因此戰後應屬台南市府資產,據說透過黨政運作通過市議會決議,撥給了國民黨使用。

從美國《LIFE》雜誌於1950年代拍攝的照片來看,當已有一棟二層沿街角的樓房,稱為「中區民眾服務社」,其間擴大募款籌建,支出總工程費為15萬1千兩百元,1955年6月15日,新廈落成,最後輾轉成為市黨部的過程有如乾坤大挪移,叫人看得霧嗄嗄。

其實最初市黨部另立他處,委由當時成功大學的前身台灣省立工學院建築教授金長銘所設計,地址約在今之府前路的「永福小西三民里活動中心」,後來因為所有權爭議,遭到異議人士的抗爭,不得已另覓成功路「大聖王朝」租用辦公室,直到第一回政黨輪替後才退租。

設計者金長銘教授,1917年生,遼寧省遼陽人,就讀於重慶大學土木系建築組,曾任教於東北大學建築系,戰後隨國民黨來台。他是台灣早期難得勇敢拋棄中國建築語彙的現代主義先行者,擅於思索傳統空間如何賦予當代的新詮釋,其台南作品除了1955年府前路國民黨台南市黨部外,還包括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山路,1954年)、台南電信局(民生路,1958年),民族路林叔桓宅(1959年),救國團台南學苑(育樂街,1961年)等,只是金長銘教授最後下場竟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色恐怖裡被迫離開台灣。

原因是金長銘在校鼓勵學生創辦了台灣第一份學生建築期刊《今日建築》,他也在該刊經常發表文章,探討當時西方最新的建築思潮,1955年的第8期改為橫排,而且封面用紅底印了一個黑色的「8」字,可能是特務認為此乃影射共匪的土八路,有為匪宣傳之意圖,金教授再不走人,就難逃牢獄之災了。

石碑後的張宅老厝後來在1945年美軍對台大爆擊時遭到炸毀,乃改建「中央旅社」,在50年代美軍進駐台灣時為極為時尚的旅館,幾成美軍及眷屬的特約店家。

國民黨在台南佔據了許多國產,如日本時代的台南第一大劇院「宮古座」被歸為黨營事中影所有,未幾拆除改建成延平大樓;原車站前的「臺灣日報」社則給了中華日報,也改建成國賓大樓,這些最終都成了台南都市之瘤,國有財產局去跟國民黨打官司,贏了也只取回部份資產,大多數被分割賣掉了,政府也不知找誰去要回完整的產權了。

所以國民黨黨產不是歸零,歸零容易,賣光了腳底抹油走人,而是要國民黨將不當黨產全部給吐出來歸還國家,為全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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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具歷史價值的吉安慶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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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慶修院/魚夫手繪

吉安慶修院在日治時期的名稱為「真言宗吉野佈教所」,吉安的舊名Cikasuan(此係阿美族語,意思是:柴薪很多的地方),漢字寫成「知卡宣」或「七腳川」,日人本來利用七腳川社的阿美族來看守「隘勇線」防堵太魯閣族,最後卻演變成因薪資糾紛,爆發原住民和警察的大規模衝突,後來日方以優勢武力鎮壓,七腳川社阿美族人最終被毀村驅逐,歸順者移往大埔尾(今臺東鹿野一帶),經此一役,總督府乃加速東部移民的計畫。

日人治台之初,對於花蓮採移民政策,並思如何吸引「內地」資金前來拓殖。初期則是由總督府所指定的「賀田組」的賀田金三郎(1857-1922)來主導,但賀田的成效不彰,後改由原脩次郎的「臺東拓殖合資會社」延續經營,但仍起不了顯著的作用,總督府於是在1905年接辦官營移民,五年後陸續建立了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等三處聚落,其中吉野村(現是花蓮縣吉安鄉)原係被移走阿美族人的七腳社,乃成為日治時期第一個官營的移民村,初期移民61戶,計295人,因為多數來自四國德島縣吉野川沿岸,故名「吉野村」,而吉野佈教所就是當地移民的信仰中心,其本為真言宗高野山金剛峯寺的海外別院,為1917年川端滿二來到花蓮所創立,但依文獻證據,主體建築應在1922年(大正11年)左右才進行修築,堀智猛法師則於1923年初渡海來吉野佈教,而且還在這裡認識了日本「內地」來的移民高木由美,隔年兩人結為連理,並育有三子,當時的環境甚為艱困,雖為別院,但仍需自食其力,堀智猛以無比堅定的信仰與毅力多次環島行腳尋求「寄付」,逐步擴展,1928年(昭和3年)設置88(石佛遍路札)所與百度石,1932年再次擴建,增添地藏菩薩石像、位牌堂、納骨塔和通夜堂等設施。

吉野佈教所在台灣是極為少見的四角攢尖頂的木構造建築形式,這在日本稱為「宝形造」(ほうぎょうづくり),採四垂坡的屋頂,屋根從四方弧形飛向頂部,有如搭帳棚般的提起;瓦面為金屬,在正立面採屋簷往外延伸續走的「出軒」格局,正面望去寬三間,進深四間,屋身離地抬高,減少地氣潮濕與蛇蟲侵入,周遭帶廊以木製欄杆圍繞,從中間循階梯捨級而上,可以望見深入其後的佈教壇,其餘裝飾皆依傳統工法,如頭貫、三斗六枝掛的斗拱以及木鼻等,總體而言,充滿江戶風格。

吉安慶修院現況

戰後堀智猛法師被遺返(引揚)回去日本內地,據聞那時將佈教所交由居花蓮之苗栗客家居家修士吳添妹女士經營管理,改名「慶修院」,原來的不動明王被釋迦牟尼佛與觀音菩薩所替代,1982年吳添妹過往,後來逐步移轉為性良法師擔任住持,1998年慶修院被指定為3級古蹟,由縣府管理且進行修復,也多次邀請吉野村移民與堀智猛後人訪問,還將原本的空海大師佛像迎回,其實現在院裡還有許多重要文物,諸如原本奉祀的不動明王像於2003年終於重現,從前象徵八十八所箇所的石佛,現也留存16座石佛,其餘諸如神龕、不動明王石刻、百度石,而庭院中三株老樹,相傳為第一任住持堀智猛建廟時手植,而池塘造形象徵日本四國島,凡此種種,均極具歷史價值,值得專程走一趟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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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銀行的建築風格--重繪臺灣銀行臺中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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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銀行臺中支店/魚夫手繪

臺灣銀行台中支店在1899年10月2日開業,日治時期的地址是寶町一丁目五番地,現在來看就是台中市中區民權路84號臺灣企銀民權分行。
從舊照上看,支店係一木構造建築,有著高聳的曼薩爾式屋頂,其上舖以魚鱗瓦,轉角處(市府路與民權路)為入口,上方有一精美製作的老虎窗,在那個年代裡和對街的臺中市役所、臺中州廳與郵便局等相互輝映,成為台中市最具有歐風味道的街景區塊。
日本領台後,當時臺灣自無現代的銀行機構,根據1913年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十年志》記載:
按臺灣金融機關之沿革,在領臺以前未有稱為銀行者。唯北部有「媽振館」、「滙兌館」及洋行,南部有二三之洋行營滙兌及貸出之業為當時唯一之金融機關也。如「媽振館」單作茶葉者之機關,一時頗呈盛況,其數達至十數戶,嗣後漸次減少,現今已全不見其存在;「匯兌館」亦在領臺以前其數約有二十,現存者不過數戶而已,獨洋行與前無大差別,然營業之範圍因領臺後本島之事情一變,自然至於縮少云。

臺灣銀行臺中支店,今為臺灣企銀民權分行

當時日本人咸信臺灣為前進南洋的跳板,可設立銀行吸收閒置資金,成為拓殖的先鋒。1899年(明治32年)的7月5日設立了資本額五百萬円的臺灣銀行,獲准發行兌換銀幣或金幣的無記名式見票即付票據的權利,因此無異認同其具有準殖民地中央銀行的實權,所以臺灣第一張紙鈔應是臺灣銀行於1899年9月發行的臺圓銀券,正面有鳯凰圖案,印鈔者為「大日本帝國政府印刷局」,背面則有「憑票在臺灣銀行隨時換銀壹圓;遇有將票私行假造或改作,定按國法治罪,絕不寬貸」的警語。

臺灣銀行在設立之初,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大膽晉用年輕人,由38歲的添田壽一擔任總裁(頭取)、36歲的柳生一義為副總裁、33歲之的下坂藤太郎氏為首席理事等,事後證明,嘴上無毛,辦事也很牢,後來業務蒸蒸日上,先後在臺與外島澎湖設有16個支店,亦往日本「內地」並中國、南洋等拓展。

1895年到1901年間,其實臺灣總督府並無專門建築人才,皆由「內地」延聘來臺,在構築工法上較為保守,僅守傳統形式與裝飾,比如雖為木造,亦塗上灰泥,使得表面有如石造,後來逐漸出現異樣設計,大膽加入馬雅或埃及、印度文化等元素,最後再趨向強調功能的折衷主義,不過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後,為一玻璃帷幕建築,就實在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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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電影KANO的場景──宜蘭利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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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生醫院/魚夫手繪

利澤是個小鎮,舊地名叫「利澤簡」,人煙稀少,鎮少有一座「利生醫院」是家牙醫診所,兩層樓高,呈現新藝術風格,線條簡潔有力,磚牆上貼的是褐色溝面磚;正面位於「三角湧」(三角窗),因此為設計成圓弧形牆面,其山牆之上,現有LI SHENG HOSPITAL的英文招牌,兩側山牆再逐階下降、長型的方窗和門廊,整體看來素樸雅緻。

2008年播出的電視劇「命中注定我愛你」和「你是春風我是雨」 還有電影「KANO」都曾經拿這棟建築來當場景,對面還有座利澤戲院,造型更為簡約。

其實利澤早期最為人耳熟能詳的事件是在1987年時,台塑公司董事長王永慶本來選定宜蘭五結鄉的這鮮少人知的小鎮,打算設置六輕廠,當時的宜蘭縣長陳定南強烈反對,12月9日親自上陣與王永慶在電視上公開辯論,他提出三點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宜蘭做為台灣糧食基地,應以發展觀光或輕工業為主,不適合高污染的石化重工業進入;其次宜蘭地形封閉,髒空氣不易擴散排放;其三則為則宜蘭產業結構中漁業、養殖等佔生產額一半以上,尤其不容海洋遭到污染等。

王永慶當時保證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防治污染機制,一定比清理家中廚房還乾淨,事實證明,後來台塑六輕改擇址雲林麥寮建廠,當初王永慶拍胸脯開支票的承諾,最終是空頭,陳定南也因反對六輕而留下了美名,而利澤也從此聲名大噪。

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為此在報紙上畫了許多漫畫,後來發現居然成為早期「宜蘭設治館」的展示品之一。

利澤的舊地名除了「利澤簡」外,又稱里德幹,奇利簡,原來是平埔族噶瑪蘭人利澤簡(Hedecanan)社,其意為「休息之地」,地處冬山河畔,可由水路連結今之冬山鄉,銜接冬山河的加禮宛港,交通發達,所以早期利澤簡就是貨物的集散地,商業景象繁,乃在漢人侵後成為街肆所在,漢人又稱此地為「奇力港」,因船行不易,時常擱淺,要靠媽祖保佑才能順利入港,所以因神威顯赫而呼為奇力港。

利生醫院現況

冬山河後來因整治改道,再加上陸路運輸工具的崛起,利澤簡才逐漸沒落。從舊照看,奇力港的渡船口有一座西式建築聳立在横跨河流上的橋頭邊,這座建築於1920年(大正9年)開始規劃,實為左側一樓「利生醫院」與二樓的「利澤簡信用組合」兩個不同的空間組成,創辦人為下福人林木溪(1888-1963),1914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後前往羅東街清野醫院任職,且與其弟林木火共同發起「利澤簡信用組合」,那時候算是農業社會中農民資金往來的重要管道。

林木溪涉足的產業甚廣,並身兼多職,包括豐年商行社長、共益自動車株式會社取締役、台灣產業組合協會會長、羅東郡教育會長等,又及於伐木、製糖事業,在宜蘭及南澳地區的產業界舉足輕重;1924(大正13年)開設「利生醫院」,即今之左側一排一樓建築,為當時罕見的西式建築,也是最早的西醫院,現院內包藥處、診療室、產房仍保有原來的模樣,是許多利澤老一輩人生活重要記憶的所在。

1934年(昭和9年)時「利澤簡信用組合」這廂改建為兩層樓房,終戰後,一度成為「五結鄉農會利澤簡分會」,1973年再由林木溪兒子買回產權,成為利生醫院,現在則是林茂長醫師的牙醫診所,二樓交由「利澤簡文教促進會」使用,並開放為社區圖書館,原來左側的最早的利生醫院則為國際偶戲藝術村利用為展場。

利澤簡重要的歷史軌跡還有馬偕博士曾於1873年來噶瑪蘭傳教也曾在這裡建立了一所長老教會的教堂。當時傳教環境頗為艱困,遭到當地漢人的排斥與訕笑,竟有「食教、死沒人哭」的諺語,意即信了基督,死期到了會沒人安葬,因此反而是不燒香拜拜的平埔族人改信天主,馬偕後來在噶瑪蘭36社中逐次成立34間教會,將福音傳了宜蘭,而利澤簡本來的教會據說先設在舊河道旁的「流流社」,後來漢人信徒慢慢也增加了起來,才在老街上有了教堂。

當然,還有許多廟宇如媽祖廟永安宮、開漳聖王廟和廣惠宮等值得參訪。其中永安宮是1826年建立,坐東朝西,背海面山,今之外觀則是1928年(昭和3年)的改建,其有三寶,一是特製鳯凰鑾座上的七媽神像、劉海戲金蟾的賽錢箱和每年元宵節時的「走尫」,走尫已為縣府指定為重要民俗活動,這是早期廟宇間一種過火驅邪的儀式,後來因競相展示虔誠心意,成為各陣頭間的一種比賽,甚是熱鬧;最後如果飢腸轆轆,不妨到廟前的「何鼎順餅舖」一嚐古早味菜餅,這一味除了酬神外,據說還是從前打漁牽罟必備的乾糧。

其實回顧歷史,漢人當初侵略蘭陽,來到利澤簡時,已經讓原住民平埔族人陷入即將退無可退的境地了,自1796年吳沙率眾武裝殺入蘭陽,噶瑪蘭人被迫大量接受漢文化,1874年,清國派沈保禎來台,更是殘暴,並制定「化番俚言三十二條」,以政治力量強將漢文化加諸於原住民族群身上:分別五倫以知大體;學習規矩以知禮儀,薙髮打辮以遵體制。」而且還要接受漢人的信仰,諸如「禮宜祭喪以安先靈;分記歲月以知年紀,建立廟祠以安神祖(村庄設聖帝君、天后聖母、文昌帝君等)等等,其後又強佔土地,壓迫生存空間,終於在1878年爆發了加禮宛事件(噶瑪蘭語:Lanas na Kabalaen)或稱達固湖灣事件,在這場慘烈的戰役中,原住民噶瑪蘭族(Kebalan)和撒奇萊雅族(Sakizaya)因抵抗而遭沈保禎的軍隊屠戮滅族,所以咱們來到利澤簡,應不止於到處走走或吃吃喝喝而已,老實說,這是蘭陽歷史的重要轉捩點,要用心去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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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的消防初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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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回憶探險隊團》在臉書所刊出的文章,日本時代每年的1月4日都會在總督府博物館舉消防的初出式。

來看看1917年新年在臺北舉行的消防初出式

日本的消防初出式源自於江戶時代火災頻傳,在1659年於東照宮舉行了消防演習,之後便成為日本新年的重要活動之一。在日本時代的臺灣,原汁原味的消防初出式就這樣在臺北上演了!圖為1917年新年在臺北「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前舉辦之消防初出式,消防員在梯子上的特技動作稱為「梯子乗り」,是日本的傳統技藝之一,有相當多的招式。

照片來源:北投埔林炳炎

台灣的第一位相當於今消防署長的人為澤井市造,第一座消防喆所就是令之城中消防隊(忠孝西路和重慶南路口)

消防喆所我畫了出來:

魚夫手繪

今之城中消防隊:

城中消防局,魚夫拍攝。

澤井市造與台灣土木建築業
http://pylin.kaishao.idv.tw/?p=1248

從有如歐洲市街的重慶南路頭說起--重繪臺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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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書店,魚夫手繪

1990年拆除重建的臺灣書店在日治時期為總督府臺灣書籍株式會社,現為「和昌商旅」站前館。

1990年以前如果從忠孝西路往南走向重慶南路,在一段18號的地方就會遇見「臺灣書店」的門市部,這四間寬的紅磚建築,有著美麗的仿巴洛克式風格的門樓,在日治時期更是連續性的從重慶南路頭一直往總督府方向延伸,左右爭奇鬥艷,彷彿走在歐洲的街道上,1911年臺北城發生了一場風災大水,街屋倒塌三千多間,總督府採納了臺北廳長井村大吉等人的建議,趁機進行大規模的市區改正計畫,責成野村一郎統籌所有事宜。

野村一郎(1868-1942)於1904年1月18日出任臺灣總督府營繕課長,職司全島建築事業,並擔任總督府廳舍建築設計審查委員及新建工程工事主任、市區計畫委員等,他的經典作品現在仍然看得到的還包括襄陽路的「臺灣博物館」(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台北賓館」(原臺灣總督官阺)等。1912年起,野村著手進行家屋改建設計,當時先確立兩大方針:

一為道路寬度的制定,府後街(現館前路)較為寬敞,為10.8公尺,府前街(現重慶南路)則為9.3公尺。其次為規劃人車分流的「亭仔腳」統一為寬兩間(3.3公尺),並率領所有技師、技士日夜繪製街屋工程圖,焚膏繼晷在半年之中完成。

所有工程為避免個別委託營造業者承包造成品質良莠不齊,乃委請「臺灣建物會社」與由32名「請負」(包工營造商)會員所組成的「臺北土木建築請負人組合」進行磋商,並解決向臺灣銀行低利融通貸款周轉等問題,最後總計融資七十四餘萬圓,興建家屋233戶,成為殖民地都市更新計畫之標竿,從此不只臺灣各地市區改正計畫紛紛仿效,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東京的重建更是派人前來取經。

八0年代初在我來台北唸大學時還看得到「臺灣書店」,印象中,正面欠缺保養已呈破舊,紅磚部份乾脆塗上斑駁的水泥,後頭的房子改建現代樓房,亭仔腳堆滿雜物,寸步難行,不知她原是情繫戰前、戰後兩代學生最大的教科書門市部。

臺灣書店現已成一家商旅。

臺灣書店的前身為日治時期的「總督府臺灣書籍株式會社」,隸屬總督府文教局,承攬教科書籍編印與發行工作,戰後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先更名為「教科書總批發所」,再改組為「臺灣書店」,極盛時期每年約印製國民小學教科書約五千萬冊,從1949年之後,台灣教科書由教育部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這當然不能符合民主社會多元化的期待,1994年起,教育部調整教科書政策,逐年將中小學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版本改為民間審定本,許多出版社都來搶食大餅,1996學年度,教科書出版政策全面開放,臺灣書店的日子就不好過了,2002年實在經營不下去了,隔年遭裁併而結束營業。

整條重慶南路書店街,以臺灣書店和新高堂書店(戰後的東方出版社)故事最多,所以1989年被政府指定為「重要紀念性建築」之列,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仍遭拆除,所幸拆除前已完成測繪保存工作,現製作了一付1/50模型與招牌,存於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中供人供參觀,令人不勝噓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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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蒙塵的台北明治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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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許多幼時住在圓山附近的老台北人還有印象:在優雅的中山橋下嬉戲,玩得一身淋漓大汗,再到一旁的「再春游泳池」躍入池中戲水,乃頗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情境,施施然而自得其樂。

日治時代的明治橋影像在附近的「台北故事館」有常設展出。台北故事館是一棟英國都鐸式建築,原稱「圓山別莊」,係茶商陳朝駿(1886-1923)所有,擇圓山東側緩坡,即基隆河南岸可北眺劍潭的處所,委請當時總督府官房營繕課的建築巨擘近藤十郎設計,1913年開始規劃,1914年落成,同時也營造英式花園與涼亭,且緊臨優雅的明治橋畔,如若乘桴遊河,則風景如畫,令人神往。

戰後1946年,敕使街道改名為中山北路,明治橋更名為中山橋。為總統府通往士林官邸的必經通道。原來的位置在如今已橋樑盤結交錯的天空之下,位於新生高架橋、中山高速公路高架橋下,和現有的中山鐵橋平行,跨越基隆河,也是連接南岸的圓山與北岸的劍潭山,南為中山南路三段,北側就進入中山北路四段了,。

台北圓山飯店現址本係日治時期的「臺灣神宮」,這是一座建於1901年的神社,主要祭祀1895年率軍進入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日人且將北白川宮神格化,這座神社遂有「臺灣總鎮守」之稱,1944年昇格為臺灣神宮。

當時總督府為連結市區至神社的敕使街道,乃於1901年在基隆河面搭建一座鐵製桁架橋,委由土木技師十川嘉太郎設計,其橋面為木造,中間可通行車輛,人車分離,兩旁設有人行步道,欄杆有優美的扇形鏤空雕花裝飾,1912年為加強結構,再將橋面改為鋼筋混凝土。這條橋由於造型展現鋼構之美,於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透過民眾投票方式所舉辦的「台灣八景十二勝」中的「二別格」裡雀屏中選。

後來因為發生日本關東大地震,總督府方面決議拆除原來的鐵橋,改建鋼筋混凝土的拱橋,規劃全長120米,中間車道10米,兩側人行道3.5米,總計17米的橋面寬度,以花崗石砌成美麗的欄杆,兩邊各有一對青銅燈柱。1930年1月25日開工,1933年3月20日完工,二代目(第二代)明治橋更是令人驚艷,在強化通往臺灣神宮的入口意象上加分許多。

戰後二代目明治橋於1970年代被認定為即將拆除的日治象徵型建築,隨著臺北市區通往士林、北投、大直、內湖交通流量日益擴增,乃於1968年將花崗石欄杆和燈柱拆除,拓寬橋面至23公尺,後來另架鐵橋作為替代,且又有中山高橋橫亙,新生高架橋淩空而來,山水美景全遭遮蔽,昔日盛景不在,明治橋也就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優雅身段。

逐步走入歷史明治橋,2013年2月12日時任市議員的簡余晏曾在她的部落格裡記載:

2002年2月,市長馬英九宣布,「在水利影響及文化景觀雙重考量下,中山橋將登錄為歷史建物,並在今年防汛期後遷建,易地重現其風華。」2002年12月20日,拆橋遷建工程開工,但遷建處仍未定,舊橋拆除後切為435塊,堆在再春游泳池原址至今。

台北市馬英九團隊曾於2000年4月22日時強調 為了妥善保護臺北市中山舊橋拆解構件,並美化週邊景觀,讓全世界來參與花博盛會的貴賓留下良好城市印象,市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特別對中山舊橋暫置的原再春游泳池及旁邊空地進行綠美化工程,未來覓得適合地點,仍將本著保護歷史建物初衷重組中山舊橋。

2001年9月,納莉颱風過境北台灣,造成大台北地區嚴重水災,檢討聲中,中山橋(明治橋)竟也成罪魁禍首之一,2002年12月20日,拆橋遷建工程開工,但遷建處仍未定,舊橋拆除後切為435塊,堆在再春游泳池原址,悠悠歲月到了今天,雖然我把她的風華畫了回來,但台北人似乎也淡忘台北市曾經有過這麼一座典雅的橋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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