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路亞,我的兒時美好回憶回來了!重繪萬金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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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萬金聖母聖殿,又稱萬金天主堂,是位於屏東萬巒鄉萬金村裡的一座天主教堂,近年來由於3D光雕秀而爆紅,不只下港有出名,頂港嘛有名聲,也成為新興的觀光亮點。

我是屏東人,萬巒這個地名在我小時候總是聽大人呼為「蠻蠻」或「萬蠻」,應為平埔族的發音,這一帶閩客混居,但客家人比較多。

萬巒最著名的是「海鴻飯店」的豬腳,不過創辦人林海鴻在日治時期本來是賣蚵仔麵線,生意清淡,後經高人指點習得製作去油而香不膩人的豬腳來,竟因此一炮而紅,從此逆轉勝,完全改變了人生的運勢,後來連蔣經國也來光顧,這下子更是驚動萬教,果然「衝甲掠袂牢」。

其實不只豬腳而已,位於先帝廟旁的百年粄條,是手工製作、當日生鮮,也是知味尚嚐者的最愛,我到今天,要是經過萬巒也會專程來此吃上一碗。

萬金教堂的光雕秀後來轉型為燈光秀,此乃考量到還給居民寧靜的生活等因素。回顧萬金教堂的歷史,始於1861年,由西班牙道明會士郭德剛神父從高雄前金步行往返傳教,這腳程如果用步輦的,那可真是路途遙遠,且當時開化尚未普及,可以想見道路必然崎嶇難行。1863年建立第一座用土埆蓋出來的聖堂,當年領洗46人,是為首批教友。

1865年的一場大地震將教堂摧毀,但神父和當地的教徒仍堅此百忍,奮力重建。1869年10月,良方濟神父購入現今堂址(原為林地),12月依西班牙古堡式建築鳩工建造,費時一年,鄉民亦在教會的感化之下,形成難得一見的祥和氣象。

1870年的風貌似乎和如今看到的相去不遠,正立面左右雙塔,其中央馬背式山牆高聳,上方矗立十字架,其下有兩個裝飾紋樣,上為皇冠,下為道明會的會徽。寬約45尺、長116尺、壁高25尺、牆厚3尺,以傳統閩式工法,即碎石、石灰、黑糖、蜂蜜、木棉及火磚等為主要建材,且運來福州杉,將巨木綁為木筏,漂洋過海到達東港,再以牛車運到工地。

當時的構築師傅大都從福州、廈門和澎湖等地召募,其中大鐘則遠從西班牙海運送來;遊行時的聖母轎亦由福州師雕製,頗為精工。

萬金聖母聖殿天主堂的外觀為正面雙塔式教堂模式,看似西班牙碉堡造型,雙塔中間有一山牆面,創建時此山牆形式是傳統馬背意象,馬背上寶頂豎立一座十字架,山牆中央地方有兩個裝飾紋樣,上為皇冠,下為道明會的會徽。

1872年良神父再購地數十甲,低價租予信徒,使貧戶生活得以改善,到了1874年,清國船政大臣沈葆禎來台撫蕃及築建軍事工程,在大肆屠戮原住民之外,發現萬金村安靜祥和,本來是漢、「蕃」敏感交界之處,卻在教會的感召下呈現和平共處的現象,所以奏請朝廷准予傳教,並且加以發揚。當時同治皇帝乃親賜「奉旨」照准及「天主堂」聖石,1875年懸掛在大門之上,凡有官員兵馬至此,皆須下馬行禮。

萬金教堂內部,魚夫攝。

其後外觀風格有部份更迭,但基本上維持雙塔與一正立面的面貌,以石灰抺成白色色調。戰後,因日治時期的鐘塔崩頹,曾重建一歌德式尖塔,1950又拆改建成今天的支架式懸鐘。

1984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萬金天主堂列為「宗座聖殿」,教堂正式名為「萬金聖母聖殿」,乃在中央山牆下方添加「萬金聖母聖殿」的金色字樣,是年也同時獲屏東縣政府核定列為地方政府維護的「三級古蹟」。

現在的萬金教堂於每年12月的第二個星期天都會舉辦聖母遶境遊行的活動,聖母像會供奉在300公斤木造神轎中,遶境赤山村萬金山等地,早年還有其他庄頭也組成宋江陣、車鼓陣、舞獅等前來逗鬧熱。

先父的職務是警察,曾被調派萬巒、赤山等派出所,我當然也得隨著遷移,現在回想起來,我和當地的孩子們玩在一起,當時並無任何族群意識,遇有節慶,還大打沖天炮,樂趣橫生,這些兒時回憶,竟隨著我為文書寫萬金教堂的過程裡逐一浮現,真是哈里路亞,聖母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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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獨立評論@天下雜誌》

臺南廳長官舍--看見統治者的建築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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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後最初及設有三縣一廳,此後行政區域歷經十次更迭,其中光臺南就曾歷經臺南縣、臺南廳和臺南州三個階段,1901年(明治34年)廢止三縣四廳,全臺廣設二十廳,首任廳長為山形脩人,臺南廳設於今永福國小校園內,而臺南地區最高長官的官舍則於1898至1906年間選擇西竹圍街的地點來興建。

體制繼續變換,1920年(大正9年)又改為五州二廳制,行政長官官邸乃搬回不遠處原來的「臺南縣知事官邸」(今已修復),這裡改成內務部官長宿舍。

當時的官舍有「和洋二館」,南棟為和館,是乃廳長的起居空間,可惜早已焚毀,但在復原時,紅磚排列重現敷地地基,也清理出部份殘存的青花地磚,頗具特色;今仍留存者為北棟的洋館,洋館係廳長接待外賓或重要集會之所在,建物風格起源於日本史上的幕末到明治維新時的横濱一帶,稱「和洋折衷建築」(わようせっちゅうけんちく),非止日本「內地」,早期統治台灣,亦以此式樣傳達殖民政府威權。其屋頂為「寄棟造」(よせむねづくり)即為五脊四垂坡;屋身為「木摺り」(きずり)壁,係以木摺板(木板條)為載體的日本壁,又稱「木摺下地」,以灰泥作為壁塗材,臺灣慣稱為「木板條灰泥牆」工法; 牆身周遭有躱雨避暑的迴廊,原西側入口因2008年管理單位台南一中以防止登革熱「不小心」拆除,今已重建。

廳長官舍內的大廳,空間不大,但氣派不小。

建物木構造之設計精美,舉凡弧形柱頭斜撐、出挑托架、天花板、封簷板、窗框、門框、迴廊欄杆等均為木構件,紋飾優雅,修復時,部份封簷板與封邊板為仿作;整棟房舍之下有基台,基台上為磚砌洗石壁體,鑲有格柵為通氣口;前方入口玄關突出,開口朝北,循地階梯前的青花地磚,沿灰泥覆蓋的樓梯而上,其上屋頂正面鬼瓦其形有如土司,其下廊道通到拱窗大門,前後開門貫穿,分兩側進入左右廳室,空間不大,但仍能彰顯出豪華的氣派。

戰後此處為國民黨政府所接收,為一派有便衣警衛駐守的大官官邸,後來為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接收管理使用,土地則編屬於臺南市政府所有,一度成為校長宿舍,但其後管理混亂,廳長官舍腹地逐漸縮小,甚至交由教職員工分割住宿;而南棟和式建築,歷經兩次大火,一場1998年祝融光顧燒得已面目全非,2016年修復完工,目前建物用途不明。

本文原載《放築塾時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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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平埔族──重繪鎮安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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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獨立評論@天下雜誌》

在我小時候如果要搭火車回屏東縣的林邊鄉,當時台鐵的「東港支線」仍然運作,所以如果要去東港的人,就得在鎮安站轉車,循著「往東港旅客請在本月台上車」指示走。要從來林邊來去東港,也得在此換車。

鎮安在我上一輩人來說,地名其實喚作「社邊」(指的可能是平埔族放索社的旁邊?)。日治時期1923年(大正12年)屏東線鐵路事實上就已舖設到溪州──溪州以其鄉內有溪流蜿蜒穿過為得名,戰後才改名為今之「南州」──然後鐵路交通就停滯不前了。不過那時候的溪州可不是什麼大村落,1920年台灣地方改制,日人將此地劃入「林邊庄」,由高雄州東港郡管轄。

我們林邊住的都是「熟番」,早期是平埔族放索社的活動範圍,舊名「林仔邊」。因為此地樹林茂盛,漢人移民選在樹林邊開闢家園,所以得名。現在有些朋友把「林邊」用台語直接讀成lim pīan是不對的,除了地理環境外,這是沒注意到台語有音讀和訓讀之差異。

其次,好友劉還月是民俗兼人類學家,他有回在報上寫了篇文章,說不知平埔族「放索社」在哪裡?剛好被我看見,我打了通電話給劉還月,這不就是我家鄉,尤其在水利村那裡,大家都還叫「放索」,不信我帶你去看,每個人都長得像我一樣皮膚黝黑、濃眉大眼。我小時候看過村人在拜阿立祖,長大後,任電視台總監,還特地帶攝影帶來到放索製作節目。

只剩候車亭的鎮安站。魚夫攝。

那麼我是不是平埔番呢?父親曾告訴我一則故事,說我的曾祖母有個外號叫「木雞村」,庄裡有句話說:「三日沒火煙,不要找木雞村」,看來這位曾祖母很有錢,但人家來跟她借錢要是不還,那經她索討起來,後果會很可怕。

先父說曾祖母就是平埔族人,母性社會裡的首領。怪不得我總覺得我有時好像也「番番」的,至少有著平埔的基因。

日本在1930年開始南進政策,當時擇定林仔邊隔壁庄東港地區的大潭為重要的水上飛機場和後勤工場。大抵日本海軍很重視水上飛軍的偵搜任務,而規畫此處為未來對南洋作戰的重要機地。

大潭就是如今的大鵬灣,我聽父祖輩說,那裡的土地從前大部份是我家所有。現在《林邊鄉誌》的記載裡,還特別有篇文章記載:

昔時林家宅院,雕樑畫棟名傳遐邇;今日盛況已逝,枯樹蔓草發人幽思。

在本鄉田厝村有一座被人遺忘的百年老厝,而這一座林家宅院的主人曾於大潭(現在之大鵬灣)名噪一時,有過一段飛黃騰達的歷史。如今,主人已經作古,宅院在乏人照顧下,變得淍零淒涼,使人興起無限幽情。

林家宅院建於清朝末期。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時,就由「鴨圃坤」建立在大潭畔,佔地三千餘坪,宅院周圍,松柏竹梅等四個花園坐落四角,目前雖欠缺管理,雜草叢生,然觀其容器,不乏清代古玩,或陶或瓷,皆屬一時之選,注目瀏覽,彌覺珍貴。宅院的主要建築物是兩座連通的四合院,因飽經風霜,斷垣殘壁處處可見,從蔓草枯藤中,偶而可窺見雕麟鑲鳯之壁飾屋簷,古跡倘存。依四合院內四亭三十二房七十六門的構造看,不難令人遐想其昔日規模之宏大了。

大潭(現在之大鵬灣)湖畔水澤數百甲,養鴨戶林立,據說是當時南台灣最有名的養鴨場,因此地方土話稱此一水澤區謂之「鴨圃」。林家古宅的第一代主人林坤,在水澤地區大部份用以養鴨,因此「鴨甫坤」、「坤師」在林邊人比大潭還要有名,其所養鴨子銷遍本省各地,傳說親戚朋友對他皆以「孵卵王」戲稱。「鴨圃坤」除經營養鴨業名噪一時外,尚擁有良田魚塭百甲,稱得上大富翁。

「鴨圃輝」是林家宅院的第二代主人,林家在他手中創下了輝煌騰達的事業,名聞遐邇。「鴨圃輝」就是林壁輝,早年留學日本。台灣光復後當選高屏地區的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赴南京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並且連任第一、二屆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為地方及國國家竭智盡力,顯赫一時,望重南台。

世事滄桑,一這難盡。在暮色殘照下,林家古宅的枯藤老樹、斷垣殘瓦,但並不表示著「鴨圃」林家家道中落,僅能解釋為在社會變遷中,林家由五代同堂的大家族,演變為小家庭制,子孫移居城市,致古宅缺乏管理,令人有寂寥落寞倍增惆悵。如今林家古宅成為林家子孫們逢年過節,從省內各大都市下鄉聚會的場所了。

當然,俱往矣,還看今朝。其實這林家和我並無血緣關係,祖父本姓李,後來被林家收為養子,也分到家產,按台灣人的慣例,自然世世代代要繼續姓林下去了。

大鵬灣(大潭)成了南進基地後,東港支線當然要開發出來,所以在1940年(昭和15年)的7月19日設立具樞紐地位的「社邊驛」。戰後初期還被列為三等站,站房在1940(昭和15年)啓用,擁有兩座島式月台,也有車輛月台可以裝卸貨物,各級列車均有停靠。到了1990年代東港線客運因旅客數已然不多,1995年直接從三等站降為招呼站,由南州站管理,站房拆了,只剩月台上的候車亭和一線鐵路,第二月台往東港早已雜草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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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屏東縣林邊鄉鎮安村永和路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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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的城市--重繪電影KANO棒球隊的嘉農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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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去參加文創座談,與會有文化人忽然質問座上官員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我暗中也覺得笑詼,這「文化創意產業」的名詞是台灣獨創,英文寫成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在歐、美、日等文化大國裡,文化不就是生活的一部份,哪裡需要用產值來計算?且那洋涇濱式的英文字詞,大概牛津字典裡也找不到吧?

導演魏德聖把當年嘉農棒球隊到日本甲子園比賽,勇奪亞軍(1931年)的故事拍成了電影KANO,影片賣座,轟動全台,嘉義市政府乃忙著打造KANO文創觀光產業起來了,噴水池正中央請來嘉義著名藝術家蒲浩明先生(陳澄波的外孫)打造一座投手吳明捷的塑像,也推出了KANO旅遊路線,沸沸揚揚的,一部電影能創造的觀光「產值」或市長政績換算成選票,好像終於有了量化的基礎了,皆大歡喜。

可是不久前又發生電視台有位「觀落陰主播」,不識陳澄波為何人,播報陳澄波畫作遭竊,陳本人也甚為著急云云⋯⋯,觀者莫不搖頭,台灣的文化教育就是如此淺薄,用「拼經濟」式的態度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所以放煙火、辦花博、舉行音樂會等,計較贏得多少媒體報導,該不會以為這樣就有文化了吧?
1919年KANO棒球隊的嘉義農林學校建校,原借用「嘉義公學校山仔頂分教室」,所以我根據嘉義市文化局出版的《嘉義寫真》五輯裡所提供的相關舊照片與現仍保存在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的「嘉義公學校分教室新築設計圖」把原貎畫回來。原建築為木構造,中央為三層高塔及雙衛塔,兩側翼亦有衛塔,正立面為山字型,總體呈現端莊典雅的氣勢。

嘉農後來拼入嘉義大學,實則原址是今之「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原來木造的校舍全拆了,換成鋼筋水泥的建築。

KANO棒球隊的「嘉義農林學校」木造校舍不見了,就是現在全是鋼筋水泥的「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校舍拆了,那如何讓人緬懷或者回味電影裡KANO球隊練球跑步的況味呢?就是在校門口、圍牆外掛上許多布條看板,立石碑、貼上幾張老照片,聊充慰藉。在拍攝KANO電影時,許多場景均已不復存在,只能利用景片和電腦後製來模擬,如果要照著電影劇情路線在實際的世界裡走,就得充份運用個人想像力。

建築是一種場所,是封存時間與記憶的盒子,就像小時候把錢存進撲滿裡,不只是錢幣且是每塊錢背後的故事,把撲滿剖開了,流逝的不只是金錢,記憶也飛走了。所以將老建築拆了,剩下表面文章,我走在所謂KANO旅遊路線上,只覺得有體無魂。

因為在中南部慢活,且遇見許多城市因老化而鼓勵外地人來此慢活,然後大張旗鼓的鼓勵觀光旅遊、美食祭、彩繪城市、伴手禮比賽等,活動五花八樣,官員絞盡腦汁,是鬧熱滾滾的招來許多觀光客,卻打擾了本來就在城市裡慢活的市民們,有趣的是,還有來請教我這位騎著鐵馬蠕蠕趖的教授,如何營造慢活的文創觀光產業?我總是回答,就把道路整平、路樹種好,亭仔腳不要坎坎坷坷,用心維護古蹟,讓老屋、舊社區活化,形成一種生活氛圍,年輕人就自然會回流了,觀光產業也能活絡起來。就這麼簡單嗎?啊日本京都不就是這樣嗎?

在京都,比如從火車站拖著行李不論走到哪裡都是無障礙環境,觀光區外許多地方充滿寧靜之美,適合悠遊;許多傳統小商家,店面再小還是堅持要讓出一個角落嵌入一小塊園藝;料理裡,每道佳餚都盛以有如藝術品般的各式碗盤,食的文化如此,那還愁陶瓷工藝家沒飯吃?總之,讓文化在生活中徹底實踐,而不是只用產值來計算的,把古蹟拆了或以好萊塢片場手法再造盛況,不會成為慢活的都市,只會看到觀光客下車尿尿、導遊嚷嚷拍拍照,丟下垃圾走人而已,而且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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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再堅固,阿婆浪港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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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北門城是台北市僅存的漢文化閩南式傳統建築風格,其餘或被拆除,或被改造為北方式宮廷造型,如捨翹脊改為直脊,以符合中華民國遷台後的「帝王」氣度。

原有的構想規畫為雕堡式城門,屋頂為閩南常見單簷重脊歇山式,城樓內部空間完全包圍,並且和屋頂、台座連為一體以強化結構,城門台座的石材是採集今之大直北勢湖一帶山區的安山岩交錯堆砌而成,其下牆身開有監視作用的小型方、圓窗,北側外壁牆面有一付横額,上書「承恩門」,其下再築有一道方形的外廓包圍城門,即所謂的甕門,做成雙重護衛,城門開口面向位於北邊的淡水河,其實真正是朝向偏西北方的七星山,這是以風水來考量,並非一般文明都市的現代設計。

 

北門一度被引橋包圍,現已拆除,氣象一新。

北門之外有接官亭,新任官員由大陸搭船前來台灣,船泊淡水河,然後來到接官亭準備履新。另一側後來建設成機器局,是劉銘傳任台灣巡撫後來台試圖建立的兵工廠,但清國人西洋知識不足,主要還是聘請英、德兩國專家擔任工廠監督,不過只能製造一些子彈槍礮,還沒有能力做槍械,日人入台後,這機器局初期被改為「台北兵器修理所」擔負台灣全島陸海軍兵器之修理,慢慢的也能提供島內守備隊軍火之小型供給。

1895年清國將臺灣割讓予日本,前清臺灣巡撫唐景崧在該年5月25日在臺北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宣告「臺灣民主國」成立,並出任首任大總統,未幾便擅離職守,化粧成阿婆乘船逃之夭夭,至今台灣民間仍有一句俗諺:「阿婆浪港」,指的就是這件頗不光采的歷史事件。

5月29日,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率領的近衛師團登陸鹽寮,一路如入無人之境,旋即兵臨水返腳(汐止),此時臺北城內群龍無首,留下的士兵也怕自己的薪餉沒著落,便開始打家劫舍,行徑和土匪無異,造成人心惶惶,於是士紳們如李春生、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等緊急會商,唯今之計,只有開門納降一途,乃擬妥文件,卻無人敢去求和,這時候冒出辜顯榮來,他自告奮勇持決議文之「求撫師」去表明因文武官員逃走一空,請求日軍入城前往鎮壓維持秩序。

6月7日,日軍迫進承恩門下,但不敢貿然攻城,此時北門城外有位農婦陳法和她的次子合力搬來竹梯,架在城牆上讓日軍翻牆開啓城門,驅散一些散兵遊勇,陳法因而獲得賞狀和狀金150圓,十天後日本正式宣佈「始政」!

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一張6月11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騎馬入城的畫作係日人的想像作品,1923年,臺灣總督府邀請石川寅治繪製「台灣鎮定」油畫,「奉納」東京明治神宮外苑的「盛德記念繪畫館」,編號為63,而我畫的這張,沒有戰爭,只有一般百姓平靜的生活罷了,總而言之,城牆再堅固,主帥阿婆浪港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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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銀行的建築風格--重繪臺灣銀行臺中支店

Categories 建築
臺灣銀行臺中支店為一古典歐風建築。魚夫手繪

本文原載《放築塾時代誌》

臺灣銀行台中支店在1899年10月2日開業,日治時期的地址是寶町一丁目五番地,現在來看就是台中市中區民權路84號臺灣企銀民權分行。

從舊照上看,支店係一木構造建築,有著高聳的曼薩爾式屋頂,其上舖以魚鱗瓦,轉角處(市府路與民權路)為入口,上方有一精美製作的老虎窗,在那個年代裡和對街的臺中市役所、臺中州廳與郵便局等相互輝映,成為台中市最具有歐風味道的街景區塊。

日本領台後,當時臺灣自無現代的銀行機構,根據1913年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十年志》記載:

按臺灣金融機關之沿革,在領臺以前未有稱為銀行者。唯北部有「媽振館」、「滙兌館」及洋行,南部有二三之洋行營滙兌及貸出之業為當時唯一之金融機關也。如「媽振館」單作茶葉者之機關,一時頗呈盛況,其數達至十數戶,嗣後漸次減少,現今已全不見其存在;「匯兌館」亦在領臺以前其數約有二十,現存者不過數戶而已,獨洋行與前無大差別,然營業之範圍因領臺後本島之事情一變,自然至於縮少云。

臺灣銀行臺中支店,今為臺灣企銀民權分行。魚夫拍攝

當時日本人咸信臺灣為前進南洋的跳板,可設立銀行吸收閒置資金,成為拓殖的先鋒。1899年(明治32年)的7月5日設立了資本額五百萬円的臺灣銀行,獲准發行兌換銀幣或金幣的無記名式見票即付票據的權利,因此無異認同其具有準殖民地中央銀行的實權,所以臺灣第一張紙鈔應是臺灣銀行於1899年9月發行的臺圓銀券,正面有鳯凰圖案,印鈔者為「大日本帝國政府印刷局」,背面則有「憑票在臺灣銀行隨時換銀壹圓;遇有將票私行假造或改作,定按國法治罪,絕不寬貸」的警語。

臺灣銀行在設立之初,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大膽晉用年輕人,由38歲的添田壽一擔任總裁(頭取)、36歲的柳生一義為副總裁、33歲之的下坂藤太郎氏為首席理事等,事後證明,嘴上無毛,辦事也很牢,後來業務蒸蒸日上,先後在臺與外島澎湖設有16個支店,亦往日本「內地」並中國、南洋等拓展。

1895年到1901年間,其實臺灣總督府並無專門建築人才,皆由「內地」延聘來臺,在構築工法上較為保守,僅守傳統形式與裝飾,比如雖為木造,亦塗上灰泥,使得表面有如石造,後來逐漸出現異樣設計,大膽加入馬雅或埃及、印度文化等元素,最後再趨向強調功能的折衷主義,不過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後,為一玻璃帷幕建築,就實在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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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圖書館(今國防部博愛大樓)──一九一五年臺灣已經有座劇場式現代圖書館了!

Categories 建築, 歷史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原為彩票局廳舍,本來設計得有如劇院,還有處開獎場地,後來也始終沒開過獎。建物換給「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使用,最後移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從舊照上看,外觀一直沒有重大改變,內部二樓有羅馬列柱式的藏書空間,一樓還留有大舞臺,大廳則成了閱覽室。(魚夫手繪)

臺灣總督府的所在地,位於今之寶慶路與博愛路口西側的交叉口上,一九四五年以前緊臨「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廈,是年五月六日遭美軍炸彈擊中全毀,現在鵝黃色系的舊國防部博愛大廈,即是在兩座被毀去的建築原址上興建而成的大型量體。

臺灣有現代圖書館的紀元甚早,總督府先是於一九一四年四月在艋舺(萬華)清水祖師廟內設立臨時事務所,隔年八月九日借本來的舊彩票局正式開館。最初日本人看準了漢人賭性堅強,便想將博弈利益納入囊中,認為如此一來就可以一邊監督臺民賭博情況,盈餘還能投入社會公益事業之中。只是後來搞到烏煙瘴氣,最後竟關門大吉。然前五期的盈餘約有四十餘萬元,挪做建設臺北病院(今台大醫院)的病房及彩票局廳舍。

博愛路、寶慶路口是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原址。

圖書館的館藏在籌備期間,先將東洋協會臺灣支部保管的「臺灣文庫」取來成為基本數,然後再把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的圖書,加上各界饋贈,一開館就有兩萬多冊藏書。後來又有個人陸續捐贈的後藤(新平)文庫、姉齒(松平)文庫,到了一九四三年,中日文書有183,344 冊,西文書有12,604 冊,已近二十萬冊。

圖書館最值得一提的是,最後一任館長山中樵先生,他見戰事吃緊,心裡有數,便將館藏書籍進行分散,分別「疏開」到新店大崎腳、大龍峒保安宮、龍山國民學校與中和莊南勢角簡大厝四處。所以美軍轟炸時,僅兒童室書籍、查禁圖書,與價值偏低的圖書等約七萬餘冊焚毀。

日本戰後投降,山中樵整理館藏書籍轉交給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而且還協助接收大員先後兩位館長范壽康、吳克剛發展館務。因為國民黨政府圖書人才不足而獲歷時兩年的留用,並建立一套嶄新的漢字圖書檢索系統,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引揚返日。回到日本後,因為山中樵長居南國臺灣,早已不能適應日本內地寒冷氣候,且戰後暖氣設備已難使用,進入十一月寒冬竟不幸凍死。他的典範,很少見的,《山中樵傳》居然為台灣省文獻會列為「台灣先賢先烈專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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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幸町教會

Categories 建築
魚夫手繪

臨近台北立法院的濟南教會教堂(日治時期稱幸町教會)是一座尖塔的英國歌德式風格與就地取材的建築,採台灣淡水唭哩岸石材和刻意裸露的清水磚,運用大量的尖與拱的建築語彙,以及窗框隅石、扶壁、四葉式等裝飾構成;方位坐東朝西,大門入口採都鐸式複式拱圈形塑成功的立體視覺效果;彩色的玻璃窗顯得非常雍容華貴,單塔式的鐘樓設計,高聳的鐘樓上的百葉窗尤為顯目,係新教教堂特有的幾何紋飾玻璃窗,總體看來,又有如英國維多利亞式新教的小教堂,其後有主日學教室也一概採歐式風格。

教堂內部採鋼架挑高空間,鋼架之上為大木結構,形成空曠的氛圍,造成莊嚴寧靜的傳道會場效果,我曾經在作家柏楊的告別式中,於二樓俯看現場追思,氣氛非常肅穆。

日本時代的幸町為日人居住和政府機構的所在,教堂建造時間為1916年,係日本基督信徒的聚會場所,由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廳舍工程的工事主任井手薰設計規劃,井手薰最初是協助松山森之助監造總督府新廈(今日之總統府),而幸町教會則是他在臺灣的第一件設計作品。

教會的土地係由李春生所捐贈。李春生(1838-1924)原籍福建廈門,14歲受洗為基督徒,開啟西方文明的視野,外語能力強,後至台灣大稻埕以經營茶葉和媒油致富,其才識與眼界都是時代的翹楚。

隨著日本統治臺灣,1896年河合龜輔牧師被日本基督教傳道局派來臺灣開始宣教,起初居無定所,先是棲身艋舺教會,又數次遷移場所,後來在李春生和馬偕博士的協助下,於今之西門町漢中街一帶借用民宅成為固定聚會的地方,其後日本基督教會大會派員前來視察,認為有提昇位階的必要,於是成立「臺北日本基督教會」簡稱「臺北教會」,也就是後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濟南教會的前身。

今之濟南教會,魚夫拍攝

明治三十年(西元1897年),信徒規模擴大,乃倡議覓地興建會堂,先由李春生長老奉獻西門外街土地及信徒寄付等,1900年舉行獻堂感恩禮拜,並開始各地廣設傳道所,可是這會堂仍不敷使用,到了1907年河合龜輔牧師再召開信徒大會,決議再募款興建更大的會堂,1909年末,信徒數共644人,同年受洗者70,再經八年募款,終於籌到足夠的資金興建,1916年竣工,產權擁有者為日本教會,1937年5月原「臺北教會」更名為「臺北幸町教會」,成為日本基督教會傳播福音在臺的中心。

1945年日本戰敗後,最後一任幸町教會的牧師上與二郎堅信日本將在五年內重返統治,於是將產權移交台北市政府,以便將來向公家討回比較容易,遂由國有財產局收歸國有,改名「濟南街教會」,這一番折騰,反而造成了後來產權上很大的爭議。

濟南教會一度出現兩個獨立教會共用一座教堂,且使用不同語言傳道的怪現象。早上九點台語傳道,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的禮拜,十點半後為基督教會台北國語禮拜堂,這也居然相處了三十餘年,直到1998年才確立由長老教會負責管理和維護,中間歷經可能遭到拆除重建,與形同「政教合一」的「中正紀念禮拜堂」等,說來話長,但總算上蒼保佑,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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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台北畫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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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最前衛的民宅--高橋豬之助宅邸

Categories 建築
高橋豬之助宅,樓高三層,最頂層有涼台設計,可眺望河景,建築本身拉開弧面,還有圓窗,有如一艘停靠碼頭的船艦,深受現代主義理論之影響。

1923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災後因極需重建,這時候現代主義的建築思維抬頭,成功大學建築系的傅朝卿教授說:

所謂的「現代主義」建築,不僅是在構成上依據西方現代主義之簡潔無裝飾之特性,在意識型態上更是存有「反」傳統建築之特質,所以「反」歷史、「反」對稱、「反」紀念性、「反」裝飾、「反」厚重等特性甚為明顯,也因強調機能、簡潔、開放成了非常重要之考量因素。日本本土因為直接受到西方現代建築的衝擊,因此不少建築中均帶有現代主義之傾向。

其後現代主義也傳入殖民地臺灣,散見於各地的官廳舍,而當時公認最為前衛的私人宅阺則是1933年落成,三層樓高,位於淡水河畔(今豪景大酒店)的高橋豬之助宅邸。

高橋豬之助宅戰後最終被東和鋼鐵集團蒐購,拆除改建豪景大酒店(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一段77號)。

現代主義有其天生的「反骨」性格,掀示反歷史主義、反對稱、反紀念性、反裝飾、反厚重的建築思潮,也因強調形式隨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使得建築以機能為主,而形式轉而追求簡單、開放。

網路裡林小昇依據1934《台灣建築會誌》第6輯第5號,整理出這座宅阺的本來模樣:

高橋豬之助住宅是3層樓高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由台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負責設計與監造,浦田永太郎的浦田組承攬興建,浦田永太郎同時也是台灣畜產株式會社的取締役,和高橋豬之助算是商場上的朋友。該建築自1933年1月動工,同年9月竣工,總工程費3萬5,000圓,總樓地板面積有160.88坪,樓高47.5尺,大約是14.4公尺,外觀採前衛的圓弧流線設計,搭配圓窗,表現出強烈的現代感,內部電氣、給水管線採暗管設計,全部埋設於混凝土中,屋頂還設有觀景涼台,可眺望淡水河景,是當時全台灣最摩登的住宅。

關於內部空間的設計,則為:

高橋豬之助住宅的1樓有83.54坪,為主要的起居空間,配置有玄關、廣間、應接室、客用便所、書生室、居間、食堂、夫人室、台所、化粧室、浴室、家族便所、女中室;2樓有65.03坪,配置有大廣間、客間、展望室物置、便所、露台;3樓為休閒場所,有展望室和露台,室內空間10.51坪;再上面的屋凸層1.8坪。

這棟前衛的宅邸在1970年拆除,改建12層樓高的世紀大飯店,由建築師蔡柏鋒設計與百興營造公司合作,仍引領風騷,率先採用H鋼擋土支撐結構,外觀採L型策略使房間數擴大,在成都路側翼設計成服務核,巧妙收尾,使其地標性印象更為加強。

世紀大飯店在1987年易主,由東和鋼鐵入主,改名豪景大酒店,原來的白色外牆改成了咖啡色調。我曾登臨頂樓眺望淡水美景,我所繪製的圖面是高橋宅的西北側,而新建築也仍面向西北,看來高橋豬之助在他的豪宅每日所眺望者亦當如此,只是滄海桑田,這裡早已人事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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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中遇見了文明--重繪板橋車站

Categories 建築
魚夫手繪

甲午戰爭之前,清國派巡撫劉銘傳來臺灣佈署軍事防務,1891年10月蓋好了基隆到新竹的鐵路,根據1892年上海《德文新報》記載,臺灣鐵路自基隆至臺北府計約18英里,南向接造,約三十中里,因近華人往來稱便,附搭火車者日多;每日售出車票,約可五萬餘張。

每天「有五萬餘張票售出」之說,實在很難置信,因為劉銘傳開出來的鐵路設備不良,人才匱乏,開通後經常誤點,一誤點更可能長達數日,另一項研究出自日人渡部慶之進的推測:「當時的運輸量有多少,雖然缺乏可信的紀錄,大體而言,平常臺北基隆間的旅客每日平均似為五百人、臺北新竹間為四百人左右。而全線的運輸收入為旅客運費每月約二萬圓、貨物運費四千圓。」

然而這項鐵路計畫因為接任的臺灣巡撫邵友濂則採消極態度,郭廷以在《臺灣史事概說》上論及此事時說:「他以節省經費, 與民休息為理由,一反劉銘傳之所為,將其新政建設幾乎全 部終止,使最有意義的西學堂,番學堂亦被他撤廢。尤可痛的為鐵路工程的停止…。」邵友濂停辦洋務,實則面臨經費上很大的負擔,但清領期間的所謂建設,搞搞防務而已,可不是為了造福天下蒼生。

日本領台後將鐵路建設列為當務之急,莊永明在《正港台灣人》一書裡提到真正建設台灣鐵道使得縱貫線全線通車者則為日治時期的長谷川謹介。1899年,45歲的長谷川謹介被聘為「臨時臺灣鐵道敷設部技師」,他發現:

「清代所建鐵路的軌道材質和施工品質並不合格,加上路線規劃不恰當,導致坡度過陡、橋墩被洪水沖走等等問題,經常無法通車。於是長谷川幾乎將整條鐵道線重新舖設過。經過9年時光的策劃及建設,總計花費28,800,000圓,才終於舖設完成了基隆到高雄的鐵路線(長達405公里),並於1908年4月20日通車,10月24日舉辦盛大的通車典禮和火車博覽會。」

換句話說,劉銘傳所蓋的鐵路,原本行經海山口(今新莊)也才用了十年,走走停停,到了日人手中便給廢了。長谷川謹介全面重新規畫,經過精心測量,其中南向往桃園改走從艋舺(萬華)、枋橋(板橋)、樹林、山仔腳(山佳)、鶯歌至桃園,1901年十月峻工。

日治時期的板橋驛為今之捷運府中站。

早期的「枋橋停車場」就是後來的「板橋驛」,1922年木造的站房興建完成。日治初期火車站的設計率皆為木構造,但有三類,一類為使用華麗的屋頂組合,使成為當地的新地標,如桃園、阿緱(屏東)驛等;其次為簡易型,提供搭乘火車時遮風避雨等基本要求,早期如臺南、彰化兩座木構火車站都長得很像,造型也平淡無期;第三類為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對於屋頂裝飾稍加講究,但並不複雜,有些開口氣窗設計花了點心思,但其下的空間則以功能為主要考量,板橋站即為此類,從老照片看,出了火車站,接駁車以日式三輪車和腳踏車為主。

1951年7月板橋站建築改為磚造,原木構屋已經拆得屍骨無存,磚造者又不被認定為古蹟,1999年8月舊板橋車站全數拆除,原址轉作為臺北捷運藍線(板橋線、土城線)府中站。

台灣的大中國思維,凡講各項建設必起源於清朝劉銘傳,刻意忽視日本時代的工程才是真正帶來文明。只是邏輯不通的是:漢族亡國,有清乃異族統治,所以「國父」孫中山說我們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想來劉銘傳在清廷為官,根本就是個漢奸,臺灣先民只短暫在鄭成功時代做了一小段明朝的漢人國民,在荷蘭、西班牙或清國統治下亦非「祖國」,從「清國奴」到「皇民」都是亡國之民,這些矛盾早已講不清楚,所以回歸歷史真相,仔細審視從殖民到文明的過程,還原人民的生活才是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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